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

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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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作者: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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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网络图片: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各级政府虚假上报粮食亩产产量,宣传上报粮食亩产两万斤,图为当时《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虚假新闻宣传报道粮食亩产两万斤的作假新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谁要说出实话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迫害,甚至被迫害死,村队集体产的粮食都被上交国家,造成当时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千多万至六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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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12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11月到1960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网络图片: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各级政府虚假上报粮食亩产产量,宣传上报粮食亩产两万斤,图为当时《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虚假新闻宣传报道粮食亩产两万斤的作假新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谁要说出实话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迫害,甚至被迫害死,村队集体产的粮食都被上交国家,造成当时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千多万至六千万人。图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农民吃村、队食堂大锅饭时饥饿的农民争相等着分得一碗糠、草做成的稀饭。
该图片为该文转载者吕千荣转发自阿波罗新闻网 <<央视不敢报:信阳事件以惨烈之巨载入吉尼斯纪录 组图>>一文图片。纵览中国《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一文没有此图片

1960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 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10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网络图片:大炼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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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5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836毫米,1961862毫米,1966637毫米,1976733毫米,1978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55次运动

1. “土地改革”运动(19471952)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1951.10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1953.07)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1951)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1951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1952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1952.10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1954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1953
12.“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1952.10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1952.10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1952.10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1954
18.“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1955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1955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1956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1957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1957
23.“整风”运动(1957.041957.06
24.“反右”运动(1957.061958.05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1958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1960
27.“大跃进”运动(1958.051960
28.“放卫星”运动(1958
29.“除四害”运动(1958
30.“拔白旗”运动(1958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1958.10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1960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1960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35.“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1961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1961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1966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1964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1976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1976
43.“红卫兵”运动(1966 45.夺权风暴(1967
44.“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45.“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6.“上山下乡”运动(1968.121978.10
47.“学‘红宝书’”运动(1969
48.“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1970
49.“一打三反”运动(1970.011971
50.“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1971
51.“批陈整风”运动(1970.111971
52.“批林整风”运动(1971.121972
53.“批林批孔”运动(1974.011975
54.“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1976
55.“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1977
—— 原载: 《领导者》杂志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October 2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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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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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作者: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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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网络图片: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各级政府虚假上报粮食亩产产量,宣传上报粮食亩产两万斤,图为当时《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虚假新闻宣传报道粮食亩产两万斤的作假新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谁要说出实话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迫害,甚至被迫害死,村队集体产的粮食都被上交国家,造成当时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千多万至六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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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12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11月到1960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网络图片: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各级政府虚假上报粮食亩产产量,宣传上报粮食亩产两万斤,图为当时《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虚假新闻宣传报道粮食亩产两万斤的作假新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谁要说出实话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迫害,甚至被迫害死,村队集体产的粮食都被上交国家,造成当时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千多万至六千万人。图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农民吃村、队食堂大锅饭时饥饿的农民争相等着分得一碗糠、草做成的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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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 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10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网络图片:大炼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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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5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836毫米,1961862毫米,1966637毫米,1976733毫米,1978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55次运动

1. “土地改革”运动(19471952)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1951.10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1953.07)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1951)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1951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1952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1952.10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1954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1953
12.“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1952.10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1952.10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1952.10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1954
18.“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1955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1955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1956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1957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1957
23.“整风”运动(1957.041957.06
24.“反右”运动(1957.061958.05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1958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1960
27.“大跃进”运动(1958.051960
28.“放卫星”运动(1958
29.“除四害”运动(1958
30.“拔白旗”运动(1958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1958.10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1960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1960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35.“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1961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1961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1966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1964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1976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1976
43.“红卫兵”运动(1966 45.夺权风暴(1967
44.“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45.“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6.“上山下乡”运动(1968.121978.10
47.“学‘红宝书’”运动(1969
48.“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1970
49.“一打三反”运动(1970.011971
50.“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1971
51.“批陈整风”运动(1970.111971
52.“批林整风”运动(1971.121972
53.“批林批孔”运动(1974.011975
54.“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1976
55.“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1977
—— 原载: 《领导者》杂志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October 21, 2015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60275







转:【流氓+愚民文化?!】


江泽民埋下定时炸弹 中国社会处火山口一触即发

《江泽民其人》 (181)

江泽民埋下定时炸弹 中国社会处火山口一触即发

盖棺论定清算江泽民(5) 社会危机: 火山口上的稳定
十几年来江泽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给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从城市到农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农民等等忍气吞声,怨声载道,这一庞大的群体,使中国社会充满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火山口上。 (大纪元资料图片)

【大纪元2015年10月31日讯】江泽民其人》第廿三章:天地高悬阴阳宝镜 盖棺论定清算江贼(上)

4.社会危机: 火山口上的稳定

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

中国的财富正在朝两极化方向发展。在江泽民当政期间,官商勾结,经济财富开始向权力者聚集。有权力、有关系的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政府拿到工程,从银行拿到钱,将国有土地和工厂出卖,发家致富,飞黄腾达。2001年江泽民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正是赤裸裸地把这种以权力掠夺财富的行为合法化。

举圈地为例。在江泽民时代,城镇土地成了投机家进行钻营的主要目标,获得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权钱交易。炒卖土地需要资金,银行对于民间借贷有严格的规定,但有钱有门路的商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不合法的借贷合法化。违法炒卖土地和违法超贷使“红色富豪”一个接一个地诞生。

与红色富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工人从前被声称是国家的主人,现在很多人却下了岗,工厂不再属于他们,很多从前有的福利也不属于他们。农民受着苛捐杂税的压迫,还有土地被占,生活相当困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大量农民没有出路,涌到城市当民工,生命没有保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各地煤矿、磷矿经曝光的矿难达300多次,死亡达2万人以上。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高达六千多人,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80%,而中国的煤矿产量大约只有全球总产量的35%。中国生产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由于江泽民对媒体的高压控制,还有多少矿难根本没有机会曝光,就更不得而知了。此外9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险,60%的城市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连病都生不起。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人们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看到满眼是现代化恢宏耀眼的建筑群、充满贵族气派的高级享受设施、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消费方式,花百万美元送子女留洋,将千万美元存进海外银行,身拥数辆豪车多处洋房……然而,这一切只属于不到1%的少数中国人。

资料显示,中国贫富分化已经超过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旧社会”,目前中国85%以上的财富积聚在0.2%的人手里。在江泽民时代,衡量贫富差别的指标——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跃升到2003年的0.46,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此外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1991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10元,两者比率大约是2.2:1;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是8472元,2622元,两者比率升为3.2:1。一位中共高官坦言:“城市发展像欧洲,而农村发展像非洲。”

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统计,2003年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千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865元人民币以下)为6千万人,两者相加为9千万人。

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接连发生为讨工钱的跳楼案,下岗工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高官们有人吃一餐饭花费20万,而贫穷百姓的儿子考取大学却有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2000元注册费而上吊自杀……

江泽民时代社会的特征是一小部份人暴富,一大部份人更穷,这正是共产党50多年前诅咒的“万恶的旧社会”。

十几年来江泽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给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从城市到农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农民等等忍气吞声,怨声载道,这一庞大的群体,使中国社会充满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火山口上。

火山口上的稳定

仅仅在200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中国155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与此同时,有21个省、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2004年,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发生了6万起抗议示威。

新华社主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披露:中国2003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其中,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这项统计显示,2003年的社会骚乱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15%,与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仅是发生频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规模不断扩大、冲突暴力度的急遽升级。

江泽民“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实质上就是江泽民自己所宣称的“哪里出事哪里负责”,“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其直接的后果,是各级地方官员被赋予采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无情打压民众,以保持自己辖区内不出现民众上访喊冤等等显示“不稳定”迹象的活动。2003年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而被广州市警察抓捕送至收容遣送中转站,并最终被暴打致死的案件,实际上曝光了江泽民的“稳定”手段之一斑。
自从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以后,各地警察中出现了一类特殊编制,叫做“截访”警察。不论是对于失地农民、拆迁户还是法轮功学员,“截访”警察的任务就是力争在他们把上访信递出之前截住,并采用殴打、恐吓,以及直接抓捕遣返等非法手段送回原籍关押、劳教等。这里举一例说明。

河北省桃林口水库移民因为地方官员侵权、侵占民众财产,曾多次上访。在上万名库区移民集体写的《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00年4月1日,我们玉田县100多移民在去石家庄上访的途中,统统被大批警察按法轮功抓起来,每人都被打伤,有的筋断骨折,40多人被抓,其身份证至今仍被公安局扣压,且被罚款数万元不给收据,其中张凤、刘素娥、刘增复、柴润秋等4人被以冲击国家机关罪分别判刑3至5年。张凤被判5年刑,现在他重病在身,至今仍在唐山冀东监狱服刑。虹桥镇63岁的农妇张书琴当场被吓得昏死过去,一位30岁的农妇被虹桥镇派出所警察抠摸下身。而唐山市移民办的正副主任李增荣和张兆荣贪污挪用移民款1181万元案发,被张和包庇,重罪轻判为5年刑,且保外就医,逍遥法外。”

《动议书》中提到的“执法人员”们把民众当成法轮功学员来抓打,其实在各地都存在,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江泽民曾有密令下达基层:对法轮功无论怎么样都不过分。监狱、劳教所的警察们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意折磨、得意之时曾放言:“我们有死亡指标!”老百姓一旦被当成法轮功学员,则“执法人员”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制约。

如果以为侥幸绕过本地警察围追堵截的上访者能到达北京,就可以实现上访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国务院和人大信访局门口,常年有大批截访者警察(有时是便衣)长年组成人墙,随时给前来上访者以“下马威”。

上海居民马亚莲女士因不服住房被强制拆迁惨遭劳教,此后由于马亚莲在网络上发表揭露上访中种种黑暗内幕的文章,2004年3月16日再次被上海警察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从马亚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江泽民所称“稳定”的内涵,略见上访民众所面对的“截访”警察之猖獗:

……辽宁省本溪市上访人孙维琴上访时被截访者群殴倒地,有人大声呼救,保安无动于衷,还调侃地说:“谁躺地上了?我怎么没看到?”孙抗争不成,后愤而吞药自杀,幸被救活;陕西省咸阳市上访人李小婷,因拒绝截访者强行查看身份证的要求,被一群截访者一哄而上,拳脚相加,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无法动弹;另一名上访者邓殿全见状,疾呼“要打死人了”,哀求凶手住手,却立遭四个截访者痛殴,邓殿全被打得浑身是伤,以至无法行走,在临时栖居的马路边养了几星期;上海唐霞珍、徐兆兰、付玉霞等数名上访者在胡同里被拦截并遭踢打,抓伤,血痕条条,瘦小的付说:截访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来了。

经证实,殴打李小婷的,是来自黑龙江省的警察;围殴邓殿全的四条壮汉,是来自河南省的便衣人员……实际上,长年聚集国家信访局门外的截访者,都是各省区市当局指派前来的“公干”,目的显然是要阻吓各地来的上访者,防范当地政府的各种丑闻曝光,这些丑闻包括腐败、侵权、暴力拆迁,等等。截访者不仅获得各地方当局的授权,也有黑社会的参与,可谓官匪一家。

由于中共的媒体封锁,民众的痛苦、不幸、抗争,都被“盛世大联欢”的“歌舞升平”所掩盖。江泽民的政策,不是正确疏导社会的不公,而是强行压制。总有一天,这一切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中华民族将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责任编辑:肖笙

原文链接:http://cn.epochtimes.com/gb/14/8/26/n4233377.htm江泽民埋下定时炸弹-中国社会处火山口一触即发.html

财新网发表王健林回应万达股权争议 涉习姐姐 被删全文

财新网发表王健林回应万达股权争议 涉习姐姐 被删全文

【阿波罗新闻网 2015-10-30 讯】

当地时间2015年10月29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哈佛公开课”上发表演讲时,对此前《纽约时报》报道提及的万达股权问题作了正面回应。王健林说,齐桥桥和邓家贵夫妇控股的公司曾投资万达商业地产,并在后者上市前全部转让。

“哈佛公开课”是哈佛大学的一个著名品牌,由哈佛教授或知名人士开课,学生可以自由报名,课程录像也会在网络上公开。王健林是第一名主讲“哈佛公开课”的中国企业家。本场主持人、哈佛商学院教授Willy Shih向王健林提问:“《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万达之所以发展快,关键是有背景,包括习近平等领导的亲属都是你们万达上市公司股东,请问是否确有此事?”

就股权问题,王健林表示,2009年8月,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达商业)为筹资做了私募,委托当时中国最大的银河证劵和中金公司操作,私募价格每股13元,总募资40多亿元,创造了当时中国民营企业私募规模的新纪录。其中,齐桥桥与邓家贵控股的北京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秦川大地公司)和十几家公司一起参与了私募,入股万达商业的价格与建设银行投资公司、中国泛海建设等完全相同。由于种种原因,万达商业直到2014年12月才在香港挂牌上市。在上市前两个月,邓家贵以低价把所持有万达商业股票全部转让,上市时,邓氏夫妇已不是万达商业的股东。

万达商业(03699,HK)最近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51.3港元。

王健林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投资熬了6年,眼看可以赚大钱而不赚。其实这件事证明的不是腐败,恰恰证明习近平主席治国严,治家更严。”

王健林还表示,万达“没有背景”,高速发展主要靠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第一,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很难找到一家像万达这样的企业,能够做到每年几十个商业中心和酒店在开工时宣布开业时间,并且都能按时建成开业;第二,美国AMC院线,亏损多年,我们并购后当年实现盈利,第二年上市,万达获得了数倍收益。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万达发展靠的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今年4月,《纽约时报》曾作报道称,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但万达集团在这一年却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七座新的万达广场破土动工,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次年,万达向外部股东出售了公司8.5%的股权,新增投资者共有八家,其中包括秦川大地公司,该公司的控股人是邓家贵和齐桥桥夫妇,投资额是2860万美元。

关于“资产向海外转移“的问题,王健林也语惊四座。当主持人提问“万达海外投资越来越多,是不是向海外转移资产”时,王健林表示,资产和资本转移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今天吃饭是对还是错?用公款吃是错的,用自己的钱吃就没错。的确,海外投资就是转移资产,但评判对错要看是否合法。”

王健林表示,去年国务院专门出台文件,鼓励民营企业海外发展,因此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万达的钱非偷非抢,我们自己赚的钱爱往哪投就往哪投。”

10月26日最新揭晓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王健林以3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05亿元)的财富再次成为中国首富。他于1988年创办万达集团,如今的万达集团分为三大板块,即商业地产、文化产业和金融产业。

其中已上市的万达商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截止2014年底,已在全国开业125座万达广场、81家酒店,持有物业面积2157万平方米。据万达商业2015年半年报,今年上半年,万达商业实现收入734.1亿元,完成上半年计划的101%,同比增长12%。目前其市值已超过2300亿港币。

近年来,万达集团频频发起海外并购。2012年,万达集团以26亿美元并购了美国第二大院线AMC;2015年上半年,万达集团累计投入150多亿元,先后并购了瑞士盈方体育传媒集团、澳大利亚HOYTS院线等企业,投资入股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同程旅游等企业。万达集团称,2015年下半年将加大并购步伐,完成国外3家、国内3家大型企业并购。(财新网驻美记者李小晓波士顿报道)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财新网快照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2015/1030/636901.html

包卓轩手机被没收 表示“不害怕会有麻烦”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
包卓轩手机被没收 表示“不害怕会有麻烦”
2015-10-14


维权律师王宇之子包卓轩在缅甸边境小镇逃亡美国不成、被软禁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外婆家,他透过隔门对三名海外记者表示﹐自己手机被没收,并表示自己“不害怕会有麻烦”。三名记者随即被公安扣留,被遣返北京。(潘加晴/维灵 报道)

包卓轩被软禁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外婆家。(王宇的朋友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澳大利亚《悉尼先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驻北京记者 Philip Wen周二(13日)上门采访,但被当地的警察强行带走,当天遣返回北京。

Philip Wen周三(14日)在该报发稿称,当时包卓轩的外婆佟彦春不肯开门,并对他们说:“我给你善意的忠告,你处在危险中,我们被监控”。

他们又听到屋内传出敲打钢门的声音,以及包卓轩抗议外婆拒绝开门的对话。

佟彦春:你太年轻,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不会明白。
包卓轩:我不害怕会有麻烦,他们只想做采访。

包卓轩又大声向他们说,他的手提电话已被当地警察没收。他外婆即时不停地敲打大门,试图掩盖他的声音,并要求记者离开,称是“为你们好”。

没多久,四名便衣警察到场,将他和摄影记者,还有另一名日本传媒记者带走。他们在当地公安局主要被查问基本的个人资料,以及到乌兰浩特的采访目的。但公安人员都拒绝透露有关包卓轩的情况,或提供自相矛盾的回答。

一名公安称包卓轩患了感冒、发高烧;另一人称,他在学校;三名公安人员则说,包卓轩是被“骗”到缅甸的,现在已感到后悔,而协助他的两名维权人士正接受调查。

报道称,三人在公安局被拘留七个小时后,当天遣返回北京。

另外,协助包卓轩逃亡,在缅北边境被中国警察抓捕的幸清贤及唐志顺,目前情况不明。

对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包卓轩很可能是被“骗”到缅甸,被作为成人政治的一个筹码,还表示很难理解境外的力量为何要直接把孩子带到缅北动荡地区。成功抵美国旧金山的幸清贤妻子何娟周三(14日)在网上发表声明反驳,质问当局为要扣留正准备出国留学包卓轩的护照。

她在文中说,“我丈夫幸清贤持合法护照,持有十年美国多次往返的旅游签证和九年的多次往返加拿大的旅游签证,他没有必要为了自己去越境动荡的缅北。

我还想请环球胡锡进先生解释一下,既然你都认为“父母吃了官司,但看不出这对他出国留学构成决定性障碍”,那么包卓轩的护照为什么被野蛮部门扣留不还,害得他不能享受自己的自由出境权?看来小包的护照问题你肯定能给他要回来,咱就此寄语胡锡进先生,包卓轩的护照就有劳你了。

贪官外逃,多简单的事,在职时就能轻易备好更了名的护照,一个贪官有好几个正常出国的护照;有多个护照,乃至同时持有中国和外国护照的官员,您身边你能点出名的恐怕一长串,而我身边一个也没有呢。”

参与协助包卓轩赴美的八九学运领袖周锋锁周三(14日) 对本台表示,目前幸清贤及唐志顺两人的太太在美是持旅游签证,不知何时会返回中国,当被问到她们会否申请政治庇护时,周锋锁表示目前还不知道。

记者问:两位维权人士的太太现在的情况如何?她们要申请政府庇护吗?

周锋锁:现在临时留下来(旧金山),但具体怎样可能要再作安排,现在留下来比较安全。本来没有打算长期留下来的,现在可能要看情况的变化。她们暂时有合法的签证,用旅游的身份留下来的。

原文链接: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boy-101420151008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