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

打击改革派重臣陈云不择手段(高新)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打击改革派重臣陈云不择手段(高新)
2017-05-12


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public domain)
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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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当年已经印行的特区货币缘何胎死腹中?》中已经介绍到了当年陈云还在世的时候,笔者在美国接待过中共党内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绩伟先生。胡绩伟先生转述项南的回忆说,当时特区货币是在北京印制的,在当时国务院负责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表示赞同在北京借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之机向邓小平请示特区货币可以先在厦门试行后,邓小平事实上是同意的。不然陈云只会说“不 同意“就是了,不必”紧紧把住特区货币发行权在中央和特区货币不能在内地流通这两条“,目的是为了让特区货币有名无实。事实上陈云背后产过一句“特区自己发行货币,就会更加无法无天了。一定要阻止。从政策上限制死。”

接下来的故事是,未及邓小平再次表态,陈云即已经在政治上对他项南大打出手了。  

笔者在本专栏的《其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一文刊出后,在美国的其他中文网站以《陈云下令抓人杀人 邓小平终于撕破脸》为题转载,有一位网友跟贴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投资能力来考虑的,也防止地方乘机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言下之意,似乎是要说明陈云当时至少是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他找借口对项南疯狂打击报复的行为实在是没法用“出了公心”四个字来解释。

中国大陆著名的改革派理论家孙长江先生曾经为文《项南的坎坷》,文章在歌颂项南的同时,把以陈云和胡乔木为代表的当时的那批党内左派老人的丑恶嘴脸揭露得十分彻底。文中说:(当时的)项南遭遇的阻力,并非仅仅来自地方;种种居高临下、上纲上线的训斥、责难,乃至“黄牌警告”,更使他步履艰难:搞厦门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在中央会议上危言耸听地大讲“旧中国的租界”;与外方合资生产“福日”电视机,又有高官说这是搞“殖民地性质的企业” ;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有人就质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人更是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限制和打压;支持福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有人就要追究他支持“卖假药” 的责任,直至演出“晋江假药案” 的闹剧……一道道“金牌”下来,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

1985年夏天,所谓“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我藉去武夷山开会之机,赶到闽南晋江一带作实地调查。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我:情况显然被夸大、被歪曲了。所谓“晋江假药” ,既非晋江,也不是一般所说的假药。说是“晋江”,其实事情出在晋江县陈埭镇的一个涵口村;说是“假药”,其实是一些农民专业户把白木耳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冲剂”销售。首先发现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的,恰恰是福建省委。项南下令严肃查处此事:停止生产、销毁成品。

当此事被升格为“晋江假药案” 、中纪委发出“公开信”后,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做法,却被当作“态度不好”、“对抗上级”的罪状。当时“晋江假药案”已经被渲染得完全变形,但是客观事实清楚,对项南的处分由于缺乏依据拖了一年有余。令人痛心的是,尽管从福建到中央都有人明确表示反对,项南最终仍然受到“警告处分”。只要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处分项南,决然不是因为一个甚么“晋江假药案”的问题,而是因为项南对改革开放的坚定行为和思想锋芒,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把这股锐气打掉,决不甘心。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胡乔木。胡乔木对发生在晋江的事情毫不了解,但他却对处分项南格外有兴趣,甚至步步紧逼,在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处分项南?”许多人都很清楚,胡乔木对项南的改革精神和开放思路早有不满,他们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争论。这位“理论权威”在处分项南的问题上态度之所以如此急切,是有来由的。

使项南在古稀之年受到“警告处分”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不在胡乔木们。在决定处分项南时,有人翻出底牌:“这是老人家的决定。”这位老人家不是别人,正是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项南一直十分尊敬的元老陈云。事实便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说,项南因所谓“晋江假药案”蒙受的冤情,恰恰是不唯“实” 、只唯“上”的典型。

在强权之下,项南不认错,也无错可认。虽然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项南不拿原则做交易,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1989年3月27日下午,我和吴明瑜一起去胡耀邦家里探望他。耀邦语气沉重而严肃,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其中谈到项南,他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耀邦谈及此事,内心的痛苦和歉疚溢于言表。其中原委,《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有详细的披露。

后来我见到项南,把耀邦的话转告他。项南苦笑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么办法?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耀邦的自责和项南的谅解,同样令人感慨。

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位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得人心的高官。从传统的“官场文化”来讲,他们似乎都不宜当官,因为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一颗赤子之心,有理想而无城府,重大义而轻自保,鄙视官场上尔虞我诈、趋炎附势的陋习。因此他们在为百姓兴利除弊的同时,必然要得罪官场同事的另类势力,以至于付出沉重的代价。

孙长江先生认为:毫无疑问,胡耀邦和项南都是转型时期的杰出人物,同时又都是转型时期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命运具有同样的悲剧性质。这种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艰难曲折和矛盾斗争。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内容,需要人们认真思考。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耀邦在临终前不久的那次谈话中,曾对我们说到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一是没有想到下来后“老百姓对我这么好”。这可以说是耀邦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深切感悟。身处高位,酸甜苦辣,虚虚实实,莫辨真伪。只有下来以后,老百姓的真诚拥戴,才是最真实的。李锐在给耀邦写的悼诗中说:“活在人心便永生”。这句诗,也完全适合于项南。

中共党报主办的人民网文史频道转载的《让邓小平眼睛為之一亮的项南:改革大将因何“中箭落马”?》中披露说:谁¬也没想到,这个镇村一级的假药案,最后却要省委第一书记承担领导责任,调离岗位,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沉痛地说:“在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常常不免遭受非议甚至不幸。一个值得讨论的‘晋江假药案’,使这位受到福建全省包括海外华侨爱戴的领导人,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家乡。这不仅是项南个人的不幸,也是歷史的不幸。”项南的被迫离岗和受处分,恐怕不仅仅是区区“晋江¬假药案”问题,而是他在福建的改革步子迈得太大,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

其实,关於是否处分项南,中央曾有不同意见。最后,不同意给予处分的胡耀邦、胡啟立、习仲勛等人的意见未被接纳。这是项南生命中最后一次受处分,但已不能像前两次那样等来平反。

笔者当年就习仲勋和项南的关系分别就教过胡绩伟和李慎之先生,记不太清是他们二老谁讲过说习仲勋在邓小平首次南巡的前一年,即一九八三年视察了厦门,回去后就批评接替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任仲夷,嫌他没有的项南的魄力大,没有项南的点子多。

习仲勋造访厦门两年之后,习近平被项南要到福建,出任厦门市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关于习近平与项南的关系,将是我们后续文章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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