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

观礼台上俯瞰“六四”夜……

2017年5月26日 / 付振川
观礼台上俯瞰“六四”夜……
作者:付振川

1989年6月3日晚至次日晨,我是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上度过的,目睹了天安门前长安街上横向一排士兵手持冲锋枪自西向东边开枪、边驱散人群的全过程。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今天我把它记下来,是以超越任何一方立场,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我看到的一切、忠实于我当时的所思所想来记录的。虽然,我看到的只是 “六四”夜全城杀戳的一部分,但是,却可以我的独特视角填补整个事件的一处空白。

须特别要说明的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自己看到的情况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原原本本还原当时的原貌,是我写作本文的初衷。为此,我将在叙述中提示可以找到的人证、具有标志性物品特征,以此为今后调查、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人提供关键细节,以便将我的讲述与他人的讲述相互比较、交叉印证,并最终还原历史原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故,北京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最初并未引起我的关注。原因有二: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学生游行,每次游行都很平和,不过举旗、打横幅、喊喊口号而已。那时民智尚未开启,围观群众绝大多数持事不关己看热闹心态,不理解、不参与,两者泾渭分明,甚至可说两条河道的水,没有任何交汇。二是因为学生每次游行,都没有持续性,来势虽猛,但去得也快,第二天就会回校上课,并从此平静下来。基于前几次观察经验,在最初几天,我想当然认为这次游行也会很快结束,而根本没有料到事情会越闹越大,甚至导致最后开枪镇压的结果。

但是,自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以后,我就意识到这次学潮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相同,而且意识到这次不会很快结束。自此,我放下手中的笔,开始日日往广场跑,实地观察运动的进展与变化。

读报,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在那些日子里,我更是逐字逐句仔细认真地读。这倒不是我对报纸上的官话、谎话和近乎八股的套话有兴趣,而是为捕捉文字里面不经意流露出的有价值的信息。

那时没有都市报,多是党报。社会新闻不注重时效性,新闻事件发生一周后见报、甚至半月后刊登并不稀奇。但是,时政新闻,尤其是重大时政,还都是次日发稿。6月2日,是历年都要刊发的“六一”儿童节稿件。我就在这一天的《北京日报》上读出了有价值的信息:“阎明复、习仲勋、廖汉生、陈希同等同志今天来到北京游乐园,同2万多首都少年儿童一起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陈希同说,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的少先队、少年儿童都想到天安门广场缅怀先烈,向人民英雄表示他们崇高的敬意。少先队联合会曾向占据广场的人们发出呼吁,但是没有得到响应,我对此表示遗憾。天安门广场是全国人民的广场,也是全国少年儿童的广场。我们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一定要满足他们的愿望,使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能举行有意义的活动”。

当时我读完这条消息,脑子里“嗡”地一声,感觉我的肉身和身外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存在,唯有眼睛死死地长时间盯在这几个字上:“我们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一定要……”

也许,我上面这样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在读取官方新闻时阅读之于获取有价值信息有多重要。

13天前,也就是5月20日,戒严令颁布,头顶上开始有直升飞机盘旋、撒传单;中央军委调动几十万大军,分几路从不同方向扑向北京。学生和市民得到消息后,纷纷赶到市区周边,将众多的坦克、装甲车、满载军人的军用卡车拦截。那时还没有大哥大(数字手机前身,蜂窝式,外观像竖向三分之二的灰砖),也没有BP机,拦截军队的学生和市民只能通过骑自行车的志愿报信者与天安门指挥部往来互通信息。当时,虽说军队被暂时阻截,但何时向城内强行开进却是未知的,也是大家始终担心的。

陈希同,时任中共13届委员,尚未进入政治局,从党内职务看,并没有进入权利中心。但因担任北京市市长一职,加之大规模学潮发生在北京,尤其是戒严令颁布后中共高层分裂成两股势力,而陈希同又明显属于邓小平、李鹏这条线上的人,所以他的身份就格外重要。

熟悉中共对外发布消息的人都知道,未经授权、或未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口头允许,任何人是不得对外发布、或透露组织决议的,即使是“一人之下、一万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也不得违反这一组织原则。

现在,陈希同说:“我们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则清晰地透露出以下几种重要信息:一、中共高层已做出决议,军队即将强行向城内开进,并对天安门广场强行清场;二、由于当时的中共高层倾向学潮、暗中支持学生的人为数不少,做出此项决议势必遭遇强大阻力,因此可以判断其时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已被暂时剥夺权利、或干脆被解除职务;三、从陈希同透露这一信息的场合和节点来看,不像是被授权在正式发布决议,更像是经过邓小平的默许,利用“六一”这一时点在放风。

再结合当时双方对峙的情况,看看这一、两天内都发生了什么?长安街六部口处,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中型面包车被学生和市民发现后团团围住,部分枪支被市民抢夺,事后更有一位市民端着缴获的机关枪、站在位于中山公园前长安街上的公交车车顶上炫耀。在围住面包车的当天,双方对峙的人数有十万之多,军警施放催泪弹,将一位青年人的小腿炸断,学生和市民不顾鼻涕、眼泪横流仍然与军警奋力对抗。

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在激愤之中,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满载枪支弹药的面包车被发现的只是眼前这一辆,那么,没有被发现的又有多少?这些枪支弹药将要运往哪里,哪里就必定隐藏着相应人数的部队;这些尚未得到枪支弹药的部队又藏身在哪里?

从面包车出现的地点和周边可以大量隐藏部队这一点来推测,可让部队藏身的地方只可能有两处:一、人大会堂,二、中山公园或劳动人民文化宫。

还有,熟悉军队枪弹分离保管制度的人都知道:看似一座偌大的兵营,人人都有一支枪,但每个人持有的却都是空枪,没有一发子弹。发放子弹只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实弹射击,而且是到靶场以后才按人头严格发放;二是有实战任务,临出发执行任务之前,才会将子弹分发到士兵手中。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判断,形势已经再清楚不过——军队即将强行进城,武力清场,暴力镇压,就像陈希同在“六一”儿童节说的那样:“我们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一定要满足他们的愿望,使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能举行有意义的活动”。

为防止自己判断失误,慎重起见,我又把当天报纸拿在手里,仔仔细细、认认真真、逐字逐句读了那条新闻。至此,我确信,我不是反应过度,信号已经非常明显,即将到来的镇压就在这几天!

风高月黑夜、杀人放火天。而且,我还敢断定,暴力镇压一定会选择在天黑以后进行。这是因为,1976年“四五”清明运动的天安门广场镇压,当时就是从天黑以后动手的;还因为,中共是以暴力起家的,而这种暴力,又与历史上所有的暴力没有本质区别,只要是大规模镇压,就一定会选择夜幕做掩护,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严峻的形势我已判断出来,可在这时,我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且,这一错误在这之后竟然不可思议地一犯再犯,甚至重复犯得都能让我在没人时一次又一次地狠扇自己的耳光。

——小说作者都知道,达到发表水平须用时五年,而且是异常刻苦、废寝忘食、完全着魔于写作的五年。在锤炼自己的文笔之前,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学会阅读。因为,你只有把一篇小说里里外外全部读懂读透,学会欣赏,你才能够严格区分哪些写得好、哪些写得不好,你才有可能将自己的作品奋力提升到发表水平线以上。同理,阅读新闻也一样。

特色中国的新闻,与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完全是两码事。特色国的新闻首先是垄断话语权,是以宣传、灌输、欺骗为目的,只传递有利于统治者的信息,屏蔽不利于统治者的任何消息。但是,既披露信息,它就不可能完全做到滴水不漏,加上它还要传递那些不便明说,但却有意要让公众了解的信息,因此,从新闻中读出那些不易被察觉的消息,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某位重要领导人在类似梁山伯排座次的名单中突然消失(如1971年9月13日后的林彪)、某位先前从未听说过的名字突然出现在重要领导人的排名中,而且排名显著靠前(如九大前的王洪文)、某个历史人物突然出现在报刊中(如海瑞、武训)、再比如今天的“瑞金会议”“西柏坡”等等。所以,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那些或因麻痹大意、或因想传达又不便直说的有价值信息,是关心时政者的必备能力。

我在前面说“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指我把我从6月2日这天报纸上读出的信息,错误地认为所有的学生也都读懂了,而且,我当时还认为,参与此次学潮的最低学历是大学生,其中不乏硕士、博士。从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来看,肯定有卧虎藏龙之人,即使多数人读不懂,但也有阅读能力很高的人;经过这些人的宣讲,一传十、十传百,消息很快就会传达到每一个人。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隔行如隔山,即使再高的学历者,只要没经过严格的阅读训练,也是不会从报纸读出有价值信息的!

这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紧跟着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我对当天发生的“设置路障”的原因产生了误判,从而延误了我将消息传递出去的时间——当天下午我去住家附近的珠市口、天桥、永定门观察情况,发现学生和市民已经开始在马路上设置路障。街上的果皮箱和胡同里的垃圾桶被推到路中央,更有二十多人走到十字路口的栏杆处,喊着劳动号子,生生将水杯口粗、十余米长的铁栏杆、连同下面浇筑的水泥桩拔出,抬到路中央做路障——这就给了我一个错误的感觉,觉得他们也从报纸上得到消息,读懂了军队即将进城暴力镇压;所做出的“设置路障”的行动,就是紧迫感的一种应急反应。远离天安门的市民和学生尚且可以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那么,更不用说身在事件漩涡的广场指挥部的反应了。可从事后的种种情况分析,却不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设置路障,并不是从报纸上读懂了消息,而是因为从被拦截在六里桥的军队那里看到异常,由骑自行车志愿传递消息者那里得到信息,才开始在城内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

这一切都发生在6月2日,而就在这同一天的傍晚,一条非官方、但却异常重要的消息开始在各种渠道流传:刘晓波、周舵、侯德健和高新宣布自当天16时起,接力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全都愣住了!因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动员学生撤离广场,规避镇压可能造成的大面积流血,而不是火上浇油,再发起什么“四君子”绝食行动!还有,就是对这四位已经三十多岁的人的不理解,因为你们已经不是毛孩子,不是初出茅庐的学生,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壮年,都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阅历;放着报纸上那么明显的消息读不出来倒也罢了,却还要愚蠢地再次发起绝食,继续留住更多的学生守在广场,慢说历史责任你们负不起,单就这决定来看,也是糊涂透顶,丝毫不明智的一种幼稚表现!

当下,我心急火燎决定要到天安门去,亲口将我从报纸上读出的信息告诉学生,动员他们马上撤离,天黑之前必须全部撤出广场!

我走出家门,由珠市口往北,绕过正阳门,来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所在地。其时,围绕纪念碑有很大一片帐篷群落,所有帐篷几乎都是由香港各界援助的。外围有各所高校留守广场的学生,靠近纪念碑才是“学自联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自学生安营扎寨天安门广场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来到这里观察运动的进展和变化。距离帐篷还很远,我就觉出这里与往日没有任何变化,一如以往地亢奋和激情,一如以往的嘈杂和喧闹,似乎没有嗅到狼已悄然慢慢接近的危险。

——怎么会是这样?为何还不主动撤离?难道他们都不读报纸,都没有读到那条消息,都没有从中读出形势的严峻,都没有感觉到危险也许就在今夜突然降临?!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我有些着急,不管不顾在一群帐篷中胡闯乱闯。我在寻找着可能是“指挥部”的那顶帐篷。当我判断眼前的一顶帐篷有可能是指挥部,一边问“有人吗”、一边伸手要撩起布帘时,却从两侧突然冲出几个人,将我两侧的胳膊紧紧抓住了。

“干嘛?干嘛?都给我放开!”我急了,喊了起来。

可这几个看上去像是纠察队员模样的学生却比我的嗓门还高:“你是干什么的?”“出示你的证件!”……

看到他们如此紧张,再联想到在这之前有过特务到这里拍照和侦查,我才一下子明白他们是在怀疑我的身份——当年我33岁,在这些外地在京读书的学生眼里,从外貌一看就知道我是北京人;由33岁推断已经工作,工作有可能与公安有关,再联想到这个时间点擅自闯入,这就难免让他们怀疑我的身份了。

可我却感觉有些好笑,心说:就你们这水平还当纠察?!就你们这水平还想起到类似蓝衣社的职责?!

我心里对他们有些轻蔑,难免在语气和表情中带出来,我说:“我跟你们说不着,我要找你们的总头儿柴玲,或者王丹也行!”

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说出要找柴玲、王丹后,他们的怀疑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而且,一边厉声喝问、一边竟动手开始搜我身上的衣兜儿。从我衣兜儿掏出的是一盒“大重九”香烟、一盒“泊头”牌火柴,还有几十元的钞票……

望着他们手里的东西,我感到羞辱,岂止是羞辱,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要知道,我是出于同情学生的好心才来的,可我遭遇到的却是:热脸贴上了凉屁股!遭遇到的是搜身的羞辱!我觉得我的脸开始发涨,虽然我看不到我的脸涨得有多红,但我能感觉我的耳根子涨得都有些微微发颤!

我真的有些急了,一边跳着脚奋力挣脱、一边大喊:“你们这帮毛孩子,什么他妈都不懂!都死到临头了还他妈的浑然不觉!”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对眼前的这几个学生已产生失望,由对他们的失望扩散到对所有学生的失望,甚至对所有参与这场运动的人都产生了失望。

可这几个看上去像是纠察队员的学生却不容我分说,在还给我香烟等物品后,就强行把我驱离帐篷群落。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依然很不平静,既为遭遇搜身感到羞辱,也为这几个学生表现出的政治嗅觉麻木感到失望。直到快进家门时,我的心情才开始慢慢平复,但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在想:是不是我这个人过于敏感了?为什么身在广场的那么多人仍与往常一样?为什么他们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的即将来临?是不是因为我的敏感将反应过分放大了?

在生活中,我确实是个非常敏感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说,像我这样异常敏感的人,恐怕几百万分之一、甚至几千万分之一里才会有一个。由于对身边事物的过于敏感,有些时候,我对我感受到的细微差别又有些怀疑,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为何别人没有感觉到的细微差别,却偏偏让我感觉到了?我的这种感觉真实吗?是不是我将本该“一比一”反应的事物成几何倍数放大了?至此,我的思维走入另一个极端,将信将疑地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是正确的,相信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以至导致我在这件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连续犯错,甚至在“六四”镇压发生后,让我懊悔不已,让我陷入长时间的严重抑郁,并因严重抑郁数次想自杀。这是后话,这里不展开。

6月3日白天,全天风平浪静,但舆论的焦点,却被聚焦到天安门纪念碑下——“四君子”在此绝食这件事上。

大约在晚上九时许,我又来到广场。这时的气氛已很紧张,首先出现的是一支人数有五六百人的部队——这是自四月中旬学生驻扎天安门广场以后第一次出现部队。这支队伍排成四路纵队,没有一人携带枪支,但每个人手里却都拎着一根崭新的镐把儿。他们由天安门东边沿长安街南侧而来、经历史博物馆向纪念碑处开进。经过历史博物馆门前时,上千位市民纷纷向他们投掷砖头和水泥石块。由于石块像雨点般砸来,许多士兵受了伤。当时光线暗,但可以看到受伤士兵前胸、后背或袖子已经被鲜血染成深色。士兵们都异常慌张,显得很害怕,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用左手紧紧抓住前面士兵的后腰带,一个挨一个往前赶,生怕自己掉了队、落了单……

部队刚刚开过去,就有一辆坦克孤零零地突然出现在历史博物馆门前的路上。就像我始终弄不清上面那支部队究竟从何处而来、为何能在全市主要路口设置路障、成千上万市民严防死守的情况下、突破层层障碍和人群轻易出现在广场一样,我也始终弄不清这辆坦克为何能够孤零零出现在广场上。面对广场和四周道路上人山人海抗议的人群,这辆坦克大概也感到孤军深入的压力,围着广场四周道路在疯狂行驶,一刻也不敢停留。坦克所经之处,有密密麻麻向它砸来的石块,还有人提前将水泥隔离路墩和从上面抽出的铁管或搬到或抛在路上,以试图阻挡它的行进。

正在这时,又有一辆坦克出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与历史博物馆之间的长安街上。不过,这辆坦克没有前面那辆的运气好,行驶到历史博物馆北侧时,就因机械故障停在了那里。众多人包围了这辆坦克,有人用铁管和石块砸,有人爬到坦克上面,试图打开舱门,但里面的人却死活不肯出来。这时,有几人脱掉衣服铺在坦克上、浇上汽油点着火。火势越来越大,坦克里的士兵大概感受到温度已无法忍受,这才被迫打开舱门,从里面狼狈地爬了出来。

在人们围住这辆坦克的时候,已经有人骑车匆匆赶来,将刚刚洗出的彩色照片发放众人。照片上是一个被坦克碾压后呈扁片状的血糊糊的人形,至今我仍记得那人被碾压后,身体的宽度竟然有一米宽。

照片已激起人群的愤怒,因此,当坦克兵从舱门爬出来后,人们不顾一切扑向他,雨点般的拳头向他打去。几个大学生迅速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士兵,任凭拳头落在自己身上——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不理解,人已经被坦克碾压成这样了,为何还要护着坦克兵,不让市民发泄自己的愤怒?!

当时这辆坦克停驶的具体位置是:历史博物馆前面道路的北口长安街南侧;方向是:车头向西,车尾向东——也就是说,当时它是逆向行驶的;车辆上的号码是:135。

大约11时45分许,从人大会堂北侧的长安街上传来枪声。当时我就站在这辆坦克旁边。我看到不时有子弹击中金水桥的汉白玉栏杆,撞击出的火星呈圆形,直径有半米。这时,身边有人说:“别怕,肯定是橡胶子弹!他们不敢真开枪!”

在此之前,我因喜爱玩枪,曾托各种关系去打靶。打过的子弹有几千发,几乎玩遍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枪支和子弹,比如:曳光弹(弹头尖部涂白漆)、空包弹(包裹弹头处像包子褶那样捏成褶)、微声子弹(一般人习惯说“无声手枪”,其实,正确的叫法是“微声手枪”,子弹的包装盒上也标有“微声子弹”字样)等等,但却从未接触过橡胶子弹。凭我对当时武装部队装备的了解和对枪弹发出的声音判断,我清楚地知道眼前的枪声所发出的绝不是什么橡胶子弹,而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发射出的普通枪弹。

听到枪声骤然响起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六三”事件发生了,可以写入中国近代史、甚至写入中国历史的“六三”事件发生了!我当时之所以把它确定为“六三”事件、而不是“六四”,是因为我在天安门长安街上听到的第一声枪响确实发生在1989年6月3日11时45分。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不习惯别人把它称为“六四”。可是没有办法,语言确实有“约定俗成”的特性;我今天把发生的时间写清楚,不是要纠正大家已经习惯的“六四”说法,而只是想澄清一个历史在时间上的误会。

当时我站在这辆坦克的北侧,第一声枪响后、尤其是看到金水桥的汉白玉栏杆被子弹撞击出很大的球状火星,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向北跑,因为我所处的位置是空旷地带,而北面则有观礼台、劳动人民文化宫等众多建筑可以躲避子弹。

我边向北跑、边对周围的人群大喊:“赶紧撤,他们开的是真枪,打的是真子弹!”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周围的人群竟然不相信,居然还有人说是“橡胶子弹”,而且,听到我喊话的人群虽然多数已经开始沿长安街往东走动,但明显犹犹豫豫,依然是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我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便道,此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沿着长安街北侧继续向东跑,二是上观礼台,居高临下观看军队清场的全过程……

怎么办?怎么办……我当时很矛盾:如果继续往东跑,危险性肯定大幅减少;可如果要是登上观礼台,则有可能丢掉性命!

西边密集的枪声还在响,周围的人群还在向东缓慢移动。

在我做出选择的时候,“见证历史、今后能把它写出来的念头占了上风”。我开始继续往北跑,准备登上观礼台。

这里的地形是这样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两侧是观礼台,观礼台后墙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围墙有一个通道,通道被三米多高的铁栏杆围住。我跳过了围栏,跑向观礼台的拱形入口处,发现这里还有一道铁围栏,我又翻越过去,然后顺着台阶跑上观礼台。

站到观礼台上以后,由于是居高临下观看,天安门西面呈现的一幕立即就让我惊呆了:横向一排与长安街等宽的士兵,个个端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自西向东一边推进、一边枪口朝着地面开枪。子弹打在地面上,撞击出一长排直径半米、圆球状火星。与他们相隔七八十米,则是缓慢向东撤退的人群。当时的场面就像是钱塘江潮,只不过涌起的是两股浪,一股浪是边开枪、边向东推进的一大长排士兵,另一股浪就是撤退的人群,而在“两股浪潮”相隔七八十米的空旷地带,已经有七、八个人躺倒在长安街上。

既然士兵是倾斜着朝向地面开枪,为何还有人被打倒在地?我想,应该有两种可能,一是倾斜的角度有大有小,如果倾斜的角度小,由地面溅起的子弹一样可以伤人,而且还会造成更大的创伤;二是不排除有个别士兵平行射击,因为,如果不是平行射击,你就无法解释为何金水桥的汉白玉栏杆多次被击中,更无法解释这之后有更多的人被打死。

在我翻越两道栏杆登上观礼台后,陆续有十多人也登上观礼台。其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19岁留学生,还有一对西安到京旅游结婚的新婚夫妇。大家都站在观礼台女儿墙前,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两股浪潮”自西向东缓慢移动,一长排士兵面前的地面上,是被众多子弹撞击出的一横排半米大的球状火星。当时让我感触最深、也是最不能理解的是:前面相隔七八十米的人群,为何不跑、为何不迅速撤离,反而是整齐地、缓缓地向东移动?

当士兵们快要推进到广场旗杆直对着天安门门洞的长安街时,我被一个当时让我震惊无比、事后想起也常常感叹的画面惊呆了:在缓缓向东撤退的人群中,竟有一个年轻人不是随着人群向东撤,而是掉转头向着一排士兵的方向奔跑——那可是向着一排急红眼的持枪士兵在奔跑啊!那可是迎着着枪林弹雨在向前冲啊!要知道,士兵中也是什么人都有,既有人性不好故意水平端枪射击的,也有看到你迎面奔跑举枪直接打你的,这其中还有因为距离过近,跳弹折射打向你的!

他这是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干什么?观礼台上的十多人看到这一场面,全都吃惊地喊叫起来。

与士兵相隔七八十米的距离,他就这样一直奔跑着,不顾枪林弹雨地向前奔跑着——他是要去救人吗?在他直线奔跑的右边,就有受伤倒地的伤者,而且离他很近,可他并没有去救,而是直线向前奔跑……当他跑到一个倒在地上的人面前,试图搀扶起伤者打算一起撤离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救受伤倒地的同伴!

——他与被救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同学、朋友,还是亲哥们儿弟兄?我在心里猜测着……

正当我替他庆幸没有被枪弹击中、想看看他到底能否将伤者救出时,突然,一排子弹向着我们打来,子弹“嗖嗖”地,带着哨音从我们的耳边飞过。吓得我们这十多人赶紧蹲下,躲避在女儿墙下……

打过枪的人、尤其是打过手枪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枪声有一种震撼力。这种震撼力首先来自巨大的声响,来自近在眼前的手上,其次是来自与生命的联想,因为人类发明枪支首先就是为把活人变成死人的。打过枪的人还有一种感受,那就是真实的枪声与电影里的枪声完全不同,电影里的枪声被艺术化了,而真实的枪声更像是燃放一枚很大、很响的爆竹。但是,即便你玩过多次枪,只要你没有经过子弹从你耳旁飞过,你也永远理解不了现实生活中那种“嗖嗖”的、带有尖利哨音的声音擦耳而过究竟有多恐怖!

当时我蹲在女儿墙下,想:只要再准确一点,那子弹就不是从我耳边飞过,而是将我爆头,我的五官会严重变形,变得极其难看!

等子弹飞过,我们一点点抬起头,试探着越过女儿墙向外观看时,那一横排士兵已经越过救人者。所以,我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不知道他是否受伤?不知道他今天是否还活着?

以上就是被我称为比“坦克人”还要勇敢的年轻人。虽然,我知道英雄与英雄之间无法比较,也知道在英雄的属性上不应该去比较哪一个更勇敢。可是,我还是无数次地在心里把他与“坦克人”相比较——“坦克人”面对的是一排迎面缓缓驶来的坦克,炮塔上的12.7毫米重机枪并没扫射,因此也就没有足以让人感到震撼的枪声;可是这位舍身救人者,却是感受着让人震撼的枪声,选择与所有撤离人群的相反方向,迎着枪林弹雨,冒着随时被枪弹打倒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去救人。那一刻,他的行动闪烁出的人性之光,足以让所有看到的人感到震撼,感到无比的震惊!

“坦克人”的勇敢行动,有幸被摄像和相机扑捉,得以让世人知晓,并广为传播,成为英雄,甚至化身成为“六四”的符号;可是,逆人流撤退、反身迎着枪林弹雨奔跑的救人者,28年来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不为外界所知!

这件事过去以后的七八个月里,我的脑子里一直出现他奔跑的身影。我为他没有赢得与“坦克人”同样的声誉而惋惜,为他的默默无闻不为外界所知而遗憾,同时更为因自己的怯懦没有将他的事迹向世人披露而感到羞耻!

现在,我终于可以把他写出来了。我希望他还活着,希望他能读到我这篇文字,希望能在今后见上一面。届时,我会恭恭敬敬站好,向他深深鞠上一躬——一是向他在那一刻因为超常的勇敢闪烁出的人性之光表示敬意,另一个就是请求他的原谅,原谅我因为怯懦直到今天才将你的事迹向世人披露。

我还要告诉他的是:正是因为事后你的身影长时间无法从我的脑子里抹去,再加上看到满身是血的七十余具尸体,才导致我在那以后七八个月里的严重抑郁,并由于深陷抑郁数次企图自杀……善恶终有报,这大概也算是对我怯懦的惩罚吧!

书归正传,接着说那夜发生的其他事。

当那一横排士兵开着枪推进到天安门与我所在的观礼台之间时,又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发生了:一辆大通道公交车,自东向西沿着观礼台前面的路向天安门方向行驶。车上坐了五六个人。车的行驶速度很慢,大约只相当于人的步行速度,而且走走停停。能够感觉得出,当时司机很犹豫,也很恐惧。可是,就在车刚刚行驶到我的西面时,却有十多个士兵将车团团围住,端起枪向司机连续射击(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共有三种发射方式:一是单发;二是连发,只要扣动扳机的手指不松开,子弹就会连续射出;三是“点射”,有经验的老兵才会熟练使用,也即:扣动扳机后迅速松开,只打出三五发子弹)。我可以确定,当时士兵采用的是连续射击,至少有上百发子弹打在司机的身上或他身旁的车门上。

在这之后的几日新闻里,不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都在反复播报公交车上装满汽油,准备撞击并烧毁天安门城楼,而指挥这次行动的,则是在通缉令中被列为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中第三名的刘刚。许多年以后,我翻墙搜索谷歌,才读到刘刚在2009年6月24日、为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亲口说:“6月3号晚上,自己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6月5号,进入北京市区,察看军队镇压情况,大约6月7号逃离北京。”如此说来,应该是当时做这条新闻的单位搞错了,或者是政府出于其他考虑,故意要把这个屎盆子扣到刘刚头上。

之后,士兵们继续向东推进,一路上又有十多人被打倒在地,一直沿长安街推进到我看不到的东边才停下;后面一路跟随的坦克、装甲车和载满军人的卡车陆续进入长安街。

此时的广场和周边,有很多处烧起大火,火光熊熊,一直在燃烧。但由于我不在现场,具体是怎样起的火,就不知道了。

长安街东面不远处不断传来声音很大、整齐划一的口号声,一会儿喊:“畜生!畜生!畜生……”紧跟着就招来一阵密集的连续射击声。口号声暂时被压下去,周围变得死一般的沉静;过了一会儿,口号声再起,声音依旧很大、依旧整齐划一:“杀人犯!杀人犯!杀人犯……”紧跟着又招来一阵密集的连续射击声,口号声暂时被压下去,周围又变得死一般的沉静。像这样的高呼口号,再招来密

集的连续射击,一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大约持续了八九次之多。当时给我的强烈感觉有两个:一是民众已不再害怕,相隔七八十米,明明知道只要对方开枪,就会将自己打倒,可面对着一横排的半自动步枪,却不躲闪,反而是奋力高呼口号;二是人们不再害怕的原因——当你亲眼看到有很多人被无辜打死、被坦克辗压成肉酱时,更多的不再是害怕,而是为死难者感到屈辱、感到悲愤,而这种悲愤又点燃胸中的怒火,并最终让人产生“死了就死了”,“再在这种野蛮的世道活下去也无意义”的想法!而这最终的原由,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死了太多的人,感觉天塌了——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命大于天”的道理吧!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话虽可以这样实事求是地说,可是,每当密集的枪声响起时,我的心还是一揪一揪地痛。因为,就在刚刚,我已看到,他们与一横排士兵的距离只相隔七八十米。而现在,那么密集的枪声、那么稠密的人群,那么长的连续射击声,那得打死多少人啊?!

那夜呼喊的口号还有:“猴子!猴子!猴子……”、“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罢工!罢工!罢工……”,最后是齐声高唱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直唱到天亮才结束。之所以喊“猴子”,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可在当时,所有人的感觉却出奇的一致——这些军人已经不是人,丝毫没有现代人的人性,倒像是一群刚刚从动物园逃出来的猴子!不然,军人是不可能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百姓开枪的,作为同族人是不可能杀害手足同胞的!

事后连续多日,中共开足宣传马力,广播、电视、报纸连篇累牍,甚至像祥林嫂那样絮絮叨叨,大力宣扬“平暴部队”为仁义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反反复复宣传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甚至让当夜趴在人大会堂楼上窗口观看的工作人员上电视作证,以此说明广场那夜确实没有人被打死。

我有个朋友,从小与中共不共戴天,不相信中共的任何欺骗宣传,思想属于极端中最极端的那类人。他知道我在观礼台度过一夜,问我:“你给我说实话,那天广场真的没有死人吗?”

我反问:“以你对中共的了解,你认为呢?”

他的回答令我吃惊,直到今天,我仍清清楚楚记得他回答的每一个字。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从报纸、广播、电视,还有那么多现场当事人的证明来看,应该是没有死人!”

当时我由衷感叹:谬误重复千遍,即为真理——总结出这句话的人,可真他妈的是个天才啊!

回到当夜现场。前一晚九时许就停在历史博物馆路北口、长安街上编号为“135”的坦克一直在燃烧着,熊熊的火光将周围映得很亮。大约在凌晨3时许,坦克内的油箱终于爆炸,随着冲天而起的巨大火焰,爆发出一声巨响。

坦克爆炸后没过多久,我忽然看见从纪念碑处走来三四个人,他们正巧走到我的对面,隔着长安街,就站在广场白色栏杆处,开始向马路对面的军人喊话,大意是:哎,我是台湾侯德健,我们要找你们的军官谈话!

从一横排士兵自西向东推过东观礼台起,我就注意到有一个四十多岁军官模样的人在此溜达,手里端着一盒软包装饮料。这盒饮料他喝得很吝啬,不时拿在眼前仔细端详,隔很长时间才饮一小口,甚至一直到与侯德健谈话时还没喝完。由此可见,当时的物质是很匮乏的,即使是军队的一名相当级别的军官,能够得到一盒饮料也不容易。这件事还让我感叹人性的自私和卑鄙:死了那么多的无辜者,可以无动于衷丝毫不珍惜,但对手中的一盒饮料,却可以舍不得喝倍加珍惜!

由于侯德健与军官谈话的地点与我隔着一条街,所以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不清楚。从事后新闻来看,应该是在商谈让纪念碑处的学生如何安全撤出广场。

天色猛然暗下来。我知道,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天马上就要亮了。也就在这时,广场内的所有照明灯却突然熄灭了。但可以影影绰绰看到从人大会堂涌出很多军人,很宽的人流从台阶冲下来,直径向纪念碑扑去。

从纪念碑处传来嘈杂喧嚷声,紧跟着就骤然响起枪声。从声音判断,打的都是短点射。事后从新闻中了解到,是在打广场指挥部架设在广场灯杆上的高音喇叭。

天亮以后,我们这十多人开始不安起来,因为自士兵从我们面前推进到东面以后,我们已经完全处在军队的包围之中。那位来自美国的19岁留学生,在看到士兵开枪推进时,不时地一边哆嗦、一边颤抖着说:“抬(太)可啦!抬(太)可啦!”。这会儿,大概他也感觉出已经被包围,所以竟然吓得不知所措,不断地问与他同来的中国同学:“我们可怎么办啊?!”

天刚刚亮时,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出现在观礼台入口处,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我们。我偷偷瞄了一眼,几杆半自动的保险都处于打开状态。我们这十几个人都有些慌,虽然那时还不知这些杀红眼的士兵将市民逼进胡同暗处、或在大街上避开众人眼睛以杀更多的人为乐趣,但也能感受到对方杀气腾腾,随时都有开枪的可能。当时的气氛有多紧张,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站在我身边的那位美国留学生,已经被吓得浑身发抖,一刻也停不下来。

万幸的是他们没有开枪。事后寻找未开枪的原因,还真应该感谢那位金发碧眼高鼻梁的美国留学生、感谢他抖作一团引起的注意——虽然,我不清楚那夜仓促下令开枪是否有“不得杀外国人”的具体指令,但从国人一向尊重外国人、轻蔑自己同胞这一点来看,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此,我不妨展开做个寻人启示:

        那夜与我同在观礼台目睹屠杀共十余人,其中有当年19岁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和他的中国同学、有西安到京旅行结婚的一对夫妇。如果当时在场者见到这篇文字,请与我联系!还有,不知那位比“坦克人”还要勇敢的年轻人是否还活着,如建在,也请与我联系!

士兵们压着我们走下观礼台。当我们走到观礼台前面的便道时,从四周向我们扑来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士兵,个个都拎着崭新的镐把儿,举起镐把儿便打。这时,我们其中有一人大喊:“别打,我家里也有军人,我们全家都是军人!”士兵们不再打。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命令我们向东走,沿北侧便道撤出广场。

我这人脾气暴躁,年轻时经常打架,以后更是经过插队无数次打架的锻炼,所以胆子大得出奇。这时,我不是想着怎样尽快撤出去,而且想去看看那辆公交车的司机到底怎样了。于是我对那个军官说:“我的自行车放在前面,我家住得远,我必须骑车回家!”当时我说这话时,也没指望他能同意,只是想争取一下。如果经他同意能够走过去看看那位司机到底如何自然最好,如果他实在不同意我也没辙。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军官竟然答应了我的要求,还亲自带着我走过去,去寻找本来就不存在的什么自行车。

我俩是绕着公交车车头走过去的,当时我经过左侧车门看到:公交车驾驶室车门的玻璃是摇到最下面的状态,司机的腹部就像晾晒衣服搭在晾衣绳上一样搭在车窗口,他的头和双臂垂直垂下来,地上流了很多血。在他身旁的车门上,被枪弹打出密密麻麻的孔洞,用筛子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根本就不存在的自行车自然是找不到,于是我一人开始往东沿北侧便道撤出广场。

一路上见到很多具尸体,全都一动不动,或躺在左侧便道、或躺在长安街的马路上。快走到南池子南口时,才看到由原来自西向东推进的士兵们横向一排盘腿坐在马路上,五六式半自动的背带挎在脖子上。与他们相聚七八十米远,依然是人山人海愤怒的人群,而且与士兵面对的最前方,竟然也是整整齐齐站成一排。

当时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是让我感慨万分:人们已经愤怒到极点,仇恨的火焰已经被点燃;人们已不再害怕、不再恐惧,真的已经是视死如归!

我与这些人相见后,双方都在相互打探对方当时所看到的情况。经了解,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高呼口号的时候,士兵们竟然是直接对着他们射击,而且发射形式是连续射击。几轮下来,共打死几十人。我开始查看地上一摊摊的血迹,看过十几处后,我就弄清了一个人在中弹后究竟能够流出多少血——一个人流出的血,与他躺倒后的面积相等,但血液的厚度,却有一指厚。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因为枪声随时都可能响起。在匆匆查看了十几处血迹后,我就继续向东走,准备绕道正阳门附近去看看留守学生的情况。可是,当我走到南池子南口附近时,却看到路北的一处树坑里,积了很多鲜血,再仔细一看,就看到在血泊中,竟然有一块颅骨——这块颅骨三分之一大小,干干净净,既没有连带一点头皮,也没有一丝头发,更没有任何人体的其他软组织。当时我就想:这块干干净净的颅骨,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

为了写小说,我平日注意积累写作素材。有两次,我曾托人把我带进行刑现场,近距离观看枪毙犯人的全过程。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是距离后脑一米处开枪的,一下就可将犯人颅骨上半部彻底掀没。当时我很奇怪,问指挥行刑人,对方一笑,轻松地答:“好办,用钢锯条在弹头上锯个‘十’字就行了!”

可是,此次开枪镇压,子弹都是临出发前才发到士兵手中的,不可能出现上述用锯条锯子弹头的情况。那么,能够将头盖骨干干净净掀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只有一种可能:子弹打到地面或水泥电线杆后,运行方向发生改变,弹体的侧面瞬间击中颅骨,才可能将部分头盖骨彻底掀掉。

我去正阳门,为了躲避四处乱飞的子弹,必须选择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当时我先沿着长安街向东走,向南拐进市政府那条街,然后西拐进东交民巷。刚走出东交民巷西口,正好就在前门大街与老火车站路交汇处、看到撤出纪念碑的学生在此经过。当时的场面只可用一个“惨”字来形容——队伍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女生,有很多学生的头部被打出血,鲜血顺着脸部流到前胸;还有很多学生光着一只脚,甚至有的学生光着双脚,所有学生的衣裤都很脏,有些地方还被撕破。我推测,他们的脑袋是被镐把儿打破的,殴打他们的应该就是6月3日晚九时从历史博物馆经过的那支部队,因为只有这支部队没有携带枪支,而是人人手拎一根崭新的镐把儿。还可以推测,当时殴打的场面很混乱,以致群体闪躲造成踩踏、拥挤,并踩掉很多人的鞋子。

学生们的表情都很凝重,悲愤、屈辱、伤心,有很多女生都是边走边哭,让人看了伤心不止!

学生队伍走光以后,我准备回家。为安全起见,又避开大路向东走,穿过东交民巷,准备在当时的中级人民法院路口的前门大街横过马路——这也是我经过的那夜最危险的阶段。

我走到市政府那条街的南口,当我要过马路时,却发现前门东大街上有由东向西行驶的装甲车。这支部队,我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番号,但我知道他们使用的是曳光弹——沿路疯狂地扫射,打出的子弹都带有明显的弹道曳光,“嗖嗖”地不停歇,尤其当他们在车上发现我后,更是疯狂地向我打连发。好在我早有准备,早就看好地形,迅速侧着身子隐藏到水泥电线杆后面。

我说这是我经过的那夜最危险的阶段,是因为我非常了解向我射击所使用的枪支和它所使用的子弹的性能——了解枪支性能的人都知道,枪的侵彻力和阻止力是由子弹的口径决定的,口径越大、它的侵彻力和阻止力也就越大。举个例子,读者就很容易理解:12.7毫米的远射机枪所发射出的子弹,距离在400米内,可以轻易击穿钢轨、一厘米厚的钢板,若是人躲藏在“二四墙”后,子弹可以穿透墙壁再将人打死。

当时我躲在水泥电线杆后,子弹若不是正对着电线杆的垂直面,可以侧滑过去形成跳弹,可要是正巧打到垂直面,则可以将电线杆击穿,再将我打死——要知道,它击中人体后不是仅仅造成一个枪眼,而是一个像西瓜那样大的孔洞;若是击中四肢,则必断无疑。

每辆装甲车经过,都是有意专打过路行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夜的危险都已让我躲过,却在马上就能回家的时候,遭遇这种让我没有机会跑过马路的时机。当时,我只能耐心地等待,等待一个没有装甲车经过、较少横向拖着曳光子弹的时候迅猛跑过马路。

马路上横向穿梭的曳光弹时多时少,我看准一个机会,疯了一样跑过马路,又经过几条胡同,才安全到家。

6月3日晚八时,我离家去天安门时,已经预感到这夜会有暴力镇压,所以,我是将妻子和女儿反锁在屋门内出去的。我走进大杂院,走近家门,当看到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屋门时,我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回来了,终于回来了,终于可以进家了;只差一点点,我就回不来了,就不能再次走进这扇门了!

我逃出钥匙,打开挂锁走进家里,这才知道妻子那一夜是怎样度过的:由永定门、天桥进入天安门的部队,在经过我住的珠市口“十”字路口时,开枪打死十多人。我的妻子因为胆小,听到枪声骤然响起,竟然吓得将屎尿拉了一裤子——我家距珠市口直线距离100米。我问:“怎么会拉一裤子屎尿,枪声真的有那么响吗?”妻子答:“大年三十12点的鞭炮声你又不是没听到过,可比每年的爆竹声大多啦!响声还比过年时密,就跟炒豆似的!”这一夜,她既为我担惊受怕,同时自己也吓得不轻。

事后与街坊们聊天,其他男人也说过:别人的媳妇那夜也拉了一裤子。

回家草草吃过早点,我又骑车出了家门,沿着部队开进市区的路线,沿街查看各个医院的死伤情况:这些医院是:友谊医院、儿童医院、复兴门医院、积水潭医院、北大医院、同仁医院、协和医院等等。

在这些医院我大约看到七十余具尸体,许多急诊室的地面上都是黏糊糊尚未干涸的血迹,甚至黏稠到抬脚时,都有将鞋粘掉的可能。

其中有两处值得重点记录:一是在北大医院门外的墙上,张贴一张布告,声明自即日起退出中共党组织。落款人好像是医院院长、或是某个科室的主任,究竟是什么人所写,由于时间过去太久,我已记不清了;二是在积水潭医院存车棚里挺放一长排尸体。一位五十岁左右、劈头撒发的母亲,被数人用力拉着,可她还是拼命要扑向自己儿子的尸体。当时让我感叹:这位母亲的劲头儿怎么这样大,几个男人都有些拉不住。哭喊声撕心裂肺、感天动地、震撼人心!当时我就站在旁边,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在场的人都哭了,其中有不少的男人,全都哭得很厉害。我不由地想:假如躺在存车棚的那位年轻人是我,假如那位抢天哭地的女人是我的母亲,我的一家又该怎样面对眼前这场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脑子里总是反复出现这些画面,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可还是忘不掉。慢慢的,我变得不爱说话,终日沉默寡言,有时竟然一天不说一句话。

事后我才知道,我陷入了抑郁,而且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不想别的,脑子里总是想去死,设想很多种方法去死。

没有得过抑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抑郁有多可怕、多痛苦。有时整夜整夜睡不着,有时坐着却昏然入睡,可睡不了多一会儿,又会醒来;那时女儿刚一岁,出事以前,刚刚学会叫爸爸,当第一次听到她叫我时,我曾异常兴奋、喜悦,甚至觉得我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可是,抑郁以后,我见到她却再高兴不起来;以前,我的性欲很旺盛,差不多属于最旺盛的人,可是,出事以后,我却再提不起兴趣,甚至不再勃起……

整整七个月,日子可真他妈的难熬。好在我终于忍过来了,慢慢得到痊愈。

28年前,我从报纸上读出军队即将进城暴力镇压,曾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报信,试图避免大规模流血,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28年后,当我辗转听到习近平说“杀他五千万”,再次提前预警,于网络发布《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敢问言“杀”可是真?》、《二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说出来,我就踏实了》、《三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方方面面“声几个明”》,却依然未能引起世人的重视。对此,我只能用下面几个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这几个字是:

该说的我都说了,但历史的轨迹却不是我这个小人物可以改变的。人微言轻,各位好自为之吧!

2017年5月25日于纽约

原文网址:https://fuzhenchuan.wordpress.com/2017/05/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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