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6日星期六

智效民:西安事变的另类解读

腾讯首页 > 评论频道 > 思潮 > 正文
智效民:西安事变的另类解读
http://view.QQ.com  2008年12月22日14:30   南方网  智效民  我要评论(70)

智效民 知名作家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2周年纪念。72年前,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之后,延安曾搭起一个台子,准备通过公开审判处决蒋介石。但是为什么两三天之后,延安方面又要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呢?另外,西安事变之后,为什么张学良要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并从此三缄其口呢?对于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最近翻阅《蒋廷黻回忆录》,看到苏联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觉得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和解释。

蒋廷黻早年留学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后来经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推荐,以学者身份从政,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他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并于11月7日抵达莫斯科。临行前,宋美龄向他表示,蒋介石很想念远在苏联而又杳无音讯的大儿子。这样一来,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就必然会压在他的肩上。

一个多月后,蒋廷黻从广播中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深感震惊。那天午夜,孔祥熙和翁文灏联名发来电报,说根据“空军侦察西安地区的结果,发现张学良已在西安各处升起红旗”。电报要他立即“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对于这一指令,蒋廷黻十分为难。他知道苏联当局肯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否则就等于公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张学良及其同党是听命于苏联的。

第二天一早,《消息报》和《真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西安事变的消息,并认为这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的结果。这让蒋廷黻感到莫名其妙。他知道,汪、张的政治见解根本不同,“汪不惜任何代价换取日本和平,而张则希望立即对日作战。”但是他不知道,由于通讯不畅,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有关方面并没有向苏联请示。因此才出现这种苏联大水冲了中国龙王庙的局面。不过从这一消息中,蒋廷黻还是发现苏联当局非常反对张学良的行动。

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蒋廷黻只好硬着头皮去拜访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他向对方表示:“张学良及其同党都很信任苏联”,如果外长能够有所表示,对事变的解决很有帮助。听到这话,李维诺夫立刻挡了回去。他说:“苏联政府与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苏方所能做的只有报道事变的真相。”李维诺夫还抱怨说,苏联的友善意图非但未被接受,反而招来怀疑。为此,他已命令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

几天后,蒋廷黻再次拜会苏联外长。这一次李维诺夫的表现更加愤激,并再次声称苏联政府与张学良没有任何关系。当蒋廷黻指出“张是第三国际所孕育的统一战线分子”时,他咆哮说:“我们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莫斯科对第三国际的行动不负责任。”蒋廷黻对此深感无奈。

西安事变最终是在斯大林导演下解决的,蒋廷黻说当时他并不知情。多年后反思这一事件,他根据自己对苏联的认识得出如下结论:西安事变促成了中日之战提早爆发,这正是苏联所希望的。为什么说苏联希望在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呢?因为这一战争消除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相反,如果按照张学良们的想法把蒋介石杀了,就可能让汪精卫上台,从而导致中日两国结盟。这样一来,日本就会进攻苏联。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对西安事变非常反感,这也是苏联为什么要把张学良与汪精卫等同起来、为什么愿意援助中国抗战的根本原因。西安事变之后,蒋廷黻根据宋美龄的吩咐,通过外交途径把作为人质的蒋经国从苏联要了回来,因此有人说这也是西安事变的一项幕后交易。

1950年,胡适曾经写过一篇长文,标题是《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该文在谈到西安事变时引用了史沫特莱的话:在蒋介石一行离开西安后,一群年轻的东北军官和救国会领袖对她说:“我们被骗了:红军劝导少帅释放了蒋氏。”与此同时,文章在介绍一位美国学者对远东形势的分析之后,指出斯大林处理西安事变的策略:尽管“克里姆林宫对日本的恐怖颇感忧虑,但(它)相信蒋介石……能够对日本做更大的抵抗”。胡适说,为了自己的安全,苏联在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就把蒋介石笼络了。这是斯大林策略中最“精彩”的一招,也是其政治手腕高明的表现。

有意思的是,胡适对西安事变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中国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很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发生不幸,中国将会倒退20年。据说张学良晚年曾经打破沉默,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是“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

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认为:抗日战争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7月7日开打,却是苏联干预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如果抗日战争能够推迟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局势和中国的命运就很可能是另一个模样。

原文链接:http://view.qq.com/a/20081222/000021.htm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