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3日星期四

在泰中国申庇者人权概况

中国人权双周刊

在泰中国申庇者人权概况

曾节明
在泰中国难民申请者有多少?我手头没有权威资料,也没有条件做调查,据说常年滞留在泰国的中国难民申请者——包括被拒者和已获难民资格者约有1000多人。这个数字大概可信。据我的观察,在这些中国人中,除极少数中共特务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混难民群体和真实的受迫害群体。
混难民群体,是指在国内根本没受到制度性迫害、也没有被迫害的危险的申请政治庇护者,他们与民运、异议、信仰、维权等无关,他们所以跑到泰国来申请难民,是因为移民发达国家不够条件,而跑出来骗难民资格、混一个政治移民,相对花费不多、无须学位技能,不失为移民欧美的捷径。他们的家境一般不宽裕,处境颇为艰难。由于不具备申庇的条件,被拒绝率很高,因急于获得政治移民身份,他们到了泰国后,不得不高调反共,为此往往弄假成真,上了中国使馆的黑名单,“自绝”了回国的退路,从而真的成了难民。
由于泰国的法律不承认难民身份,所有在泰国的申庇者(包括已获难民资格者)一律被视为非法移民;泰国政府严禁非法移民打工,对雇用非法移民的业主处罚非常严厉,因此泰国的雇主决不敢以签合同的方式雇用中国申庇者(包括难民)。事实上,泰人雇主绝少雇用中国难民,少数有幸找到工作的中国申庇者,都是在一些华人雇主那里打黑工。总之,在泰国的中国申庇者普遍很难找到工作,少数找到工作的,一般只能做跑腿儿、扫地、洗碗、看车、洗厕所、小店伙计等小工,他们的工资至少要比泰人低三分之一;计生难民胡汉民、周晓萍夫妇曾经基督教教会教友的介绍,到橡胶园做过割乳胶的苦工,两人一个月才挣一万泰铢(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
有文化且外语好的,可以找一点儿家教做做,但由于没身份,工资很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小青年温起锋,在泰国申庇期间找到了一个家教工作,200泰铢一次课,一个星期上不了3次课。有文化的幸运者,能够在曼谷的中文报馆找到一份校对的工作,一般包住,月工资5000泰铢左右(只有同工泰人的一半,且无任何福利),这种工作收入虽然不高,对中国的申庇者来说却是难得的好工作、甚至是救命的稻草;但是,这种机会极少。
由于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没关系少本钱,中国申庇者在泰国几乎没有做生意的可能。“民主墙”人士陈泱潮先生2000年偷渡到泰国之初,生活无着,一度以55岁的年纪,到批发市场捡菜叶,洗净后捆扎成束,载上单车沿街叫卖,烈日烤、暴雨淋、起五更、睡半夜,诚可谓困苦备至。
除了难找工作外,在泰申庇者还得忍受各方面的身份歧视。申庇者(包括已获难民资格者)一概不能申领驾照和经营执照、不能申请宽带互联网账号、不能申请电话座机、不能使用手机注册卡、在大多数银行不能开户……这就给申庇者在泰生存设置了制度障碍。比如,他们为了申庇事宜,不能不频繁使用电话,但由于没有工作签证,只能使用手机充值卡,其资费比当地人用的注册卡贵得多。再如,他们要靠互联网获取信息,但泰国互联网不发达,一般的出租房都不配备宽带服务,少数配备宽带服务的高档公寓楼,又不是他们住得起的。外国人在泰申请宽带账号,必须要有工作签证,而申庇者不可能有,因此,他们只能到网吧上网,或者使用无线网服务。泰国的网吧费用较贵,每小时在15泰铢以上(相当于人民币3元),而且在网吧使用中文很不方便,没中文输入不说,一些网吧且不支持中文显示,这对普遍无英语能力的中国申庇者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使用无线网服务吧,信号不稳定,每逢下雨打雷更会断网,而且其价格不菲。
在泰国,外国人在国有银行开户,一律要求提供工作签证;只有极少数私人银行开户不要工作签证,只要有护照就行了,但没有利息、不能取外币、外币兑换率也很不划算,使用者需要忍受沉重盘剥。再有,许多中国申庇者没有有效护照,只能靠有泰国合法身份的好心人帮助收受汇款。曼谷的林乃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好心人,他多年来已经为多位中国申庇者收转汇款,但他再热心也帮不了几个人。没有银行账户还有另外一重风险,就是现金只能放在家中,一旦被盗,申庇者即失去了全部家当。
已经获得了难民资格者的状况要好很多,他们可得到联合国的救济金,每人每月2500泰铢,夫妇3600泰铢,有小孩儿的视情况增加,一对夫妇加一个未成年小孩儿每月可领到5000泰铢左右。难民生病,一般到联合国难民中心(BRC)的诊所看病,但非常麻烦,看一次病,往往得排队等上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稍微去晚点儿就看不上病了。BRC诊所的医生很年轻,也没有好药,场地狭小,医疗设备也很有限,许多病看不了,难民如有看不了的病就由它推荐到曼谷的医院去看,费用由它报销。难民如果患急病或者妇女生产怎么办?BRC诊所双休日及星期三下午不上班,平时在下午四点钟就下班。尽管如此,这对中国申庇者也是善莫大焉的德政,因为泰国医院的收费非常昂贵,而且对外国人收高价,例如:泰人挂号费只要30泰铢,外国人则要300泰铢。对已获难民资格者来说,尽管这些救济非常可怜,但只要节衣缩食、不生大病,生存不至于有问题。不过,这种条件下,要想让孩子得到好一点儿的教育,就是奢望了。
 
申庇群体中,最可怜的是那些家境窘困、申庇屡遭拒绝者,他们在泰国钱粮耗尽,两头儿无着,退无归路,又找不到工作,终于流落街头——他们白天行乞,晚上就和野狗一起睡在车站内、公园里。民运人士蔡欲亮曾在泰国长期过着乞丐生活;计生难民周晓萍、胡汉民一家在得到美国人权组织救助之前,曾有半年时间与3个小孩儿流落街头,过着悲惨的乞讨生活。这些人如果不幸再罹患重病的话,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不过,泰国没有驱逐乞丐的城管,泰警也基本不管乞丐,而且许多泰人信佛、比较乐善好施,因此,行乞者的境遇要比在中国好。
陷入绝境的申庇者,虽然可以从曼谷的基督教会或慈善机构获得一些物质援助,但非常有限,救济金一般只能领一次,以后只能领些米、方便面、衣物等捐助物品,但很不稳定,长期是靠不住的。当然,如果是受洗的基督徒,则可以得到更多的救助,但是中国申庇者中基督徒的人数很少。
 
由于泰国法律不承认难民地位,因此在泰的申庇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上均不受法律保障。虽然如此,但在泰的中国申庇者还是能够享受到比国内大得多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多年来在泰的中国申庇者成立了民联、中国民主党东南亚委员会、中国民运泰国联络处、“汉藏协会泰国分部”、“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中国民运泰国委员会”……这些组织很少受到泰国政府的打压。但由于中共当局的强力介入,也会出现例外情况,如2008年9月,中国使领馆人员亲自引导泰国警察抓捕李宇宙,并且拘留了其他几位“泰华留学生协会”的骨干,导致该组织瘫痪。2004年,周丹、李素问、鲁德成等人预备组建“中华民会”,结果中国大使馆人员带领泰警突袭教堂,将在这所教堂开会的中国民运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中华民会”由此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中国申庇者在泰国能够享受到国内无法比拟的新闻出版自由:他们能够自由写作和接受采访,日常言论更不会受到处罚。笔者来泰国之后,发表了大量批评中共政权的文章,但从未受到泰国方面的限制。笔者也曾在今年年初发表《泰国动乱的启示》,剖析泰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批评军方干政、抨击黄衫军势力破坏民主法治,也没受到泰国政府的查问和骚扰。据了解,在泰国,只要不批评国王,任何批评性言论都不会受到政府究责。但中国申庇者若在泰国发行异议刊物,则很可能会遭到严厉打压,林大军、李宇宙曾于2005年在泰国出版和发行异议中文杂志《中国之春》,结果很快遭到中共势力的举报,杂志被抄查,林大军被泰警抓捕抄家,以“非法发行”为由系狱一年。
集会和游行示威就没有这么自由了。据了解,泰国警方原则上不允许没有身份的人(包括申庇者、无护照者、签证过期者)举行室外集会和示威游行。但事实上,泰警对中国使领馆等“敏感地点”之外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干涉不多。近年来,林大军、吴海波、李宇宙(被抓前)频频召集和组织聚会活动,其在“敏感地点”之外的活动,很少受到打压。泰国警方每次对中国申庇者集会和示威的打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于中共势力的介入。多年来,曼谷KuayKwang警察局配合中共势力要求,抓捕了多名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的申庇者。2008年4月,在中国政府的压力和利诱下,泰国政府严厉打压抗议奥运火炬行动的中国人,并为此出台了违反泰国宪法的惩罚通告:敢公开抗议奥运火炬的中国人,无合法身份的一律抓捕遣返,有合法身份的取消身份,驱逐出境。结果,在抗议奥运火炬的行动中,有两名申庇者被抓,抗议行动组织者之一的林大军事后被迫逃亡柬埔寨。
今年被中共当局当作“政治敏感年”,泰国警方积极配合中共势力的“严防”要求,对中国申庇者示威的打压超过往年。“六四”20周年期间,泰国警方先后两次在中国大使馆外抓捕了7名示威的申庇者,被捕者至今关押于移民局监狱,其中吴海波、赵俊卿、姜野飞在关押期间遭警方殴打,吴海波曾被打至昏迷。中国大使馆门前,泰国警察的行动越来越迅速,越来越象天安门广场:今年“七一四”示威,不到10分钟泰警就来清场;而今年“十一”的示威,更是不到3分钟示威者就被驱逐。
由于中共势力对泰国社会的高度渗透,也由于泰国政府的助纣为虐,造成中国申庇者中的民运、异议、法轮功群体在泰国的处境比在西方国家的同道远为艰险:民运人士孙浩、王国平不清不楚地死去;胡锦涛的清华同学、法轮功修炼者张孟业,在发表致胡锦涛的三封公开信之后,莫名其妙地被一辆卡车撞伤,送到医院抢救,伤情好转之际,又不明不白地被治死。李宇宙也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所谓“假炸弹案”刑事案,至今人、证皆缺,真相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势力利用这一事件成功地将李宇宙及其家人逼入绝境(难民资格被取消)。今年二月,笔者连续发表批评胡锦涛的文章,于是险遭一辆客货两用车撞倒。至于异议申庇者遭威胁、骚扰、跟踪等现象,更如家常便饭。遇到这些事情,受害者不能报警,因为泰国法律不承认难民;一旦报警,泰警发现是非法居留者,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受害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向联合国难民署反映自己的遭遇,但联合国不是调查机构和安全机关,要切实保护受害的申庇者,它唯一能做的是赶快把他们送到第三国。但被安置第三国很是困难,而且进程缓慢,不好指望,除非如高智晟妻子耿和、郭飞雄妻子张青那样,有西方国家政府的特殊照顾,或权威人权组织担保。
实际上,泰国法律不承认难民地位对普通的中国申庇者造成的不利和危险,要比中共势力造成的危害更为广泛和直接。因为中国申庇者中在泰国从事民运活动的,只是少部分人,而且中共势力能迫害到的异议者更少。大多数申庇者所面临的危险,是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日常社会生活,比如由于没身份,遭到侵害不能报警。他们如果与泰人发生纠纷,则更加危险,因为泰国警察偏袒本国人是出名的,一旦泰警介入,他们往往会被先抓起来再说,轻则处以数千元以上的罚金,之后关入移民监监狱;重则转为“刑事案件”,通报联合国难民署,并将列入优先遣返之列,而联合国难民署一般也会取消他们已获的难民资格。如果与泰人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之列为“刑事案件”,当事申庇者哪怕再有理,也被关入移民局监狱;哪怕再冤,也是投诉无门。因此,在泰的中国申庇者,普遍地不得不忍气吞声、夹起尾巴过活,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当地人发生任何纠纷。
笔者在泰期间,多次遭遇摩的司机宰客、商贩乱收费、公交车服务态度恶劣等事,每遇此,唯有退缩与忍让。有一家泰国私立学校,一个学期收了我小孩儿近9000泰铢的高价学费;我的小孩儿仅就读一个月,因病不能继续上学,校方却一分钱不退。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笔者连“合法身份”都没有,还能去告它不成?去闹,只能闹进移民局监狱。计生难民周晓萍所住的出租楼,为泰人和多国难民杂居,曾有索马里黑人难民,晚上在平台唱歌跳舞,惹得泰人投诉,泰警闻讯赶来,将整栋楼居住的难民统统抓走,周晓萍和她的3个小孩也在其列。在警察局关了一夜之后,泰警承认抓错了人,把周晓萍一家释放,并给了300泰铢“道歉费”(这倒是泰警比中国警察好的地方)。但同一栋楼,有一个泰人摩的司机,每夜收车回巢,就放摇滚劲歌,震得墙和地板嗡嗡响,难民邻居苦不堪言,却均不敢过问。这种残酷的不公正,是申庇者每天要面对的生活现实。
希望美国等自由国家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能够看到在泰中国申庇者所处环境的残酷性,能够向泰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机构施加影响,以使在泰的中国申庇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申庇者的人权状况有实质性的改善。
   
成稿于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中午于曼谷家中

链接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248.html



在泰中国政治流亡者身边的魅影

作者/郭庆海


泰国首都曼谷市,当地时间2009年2月8日中午1点左右,在泰国的中国政治流亡者、浙江籍中国民主党人高天佑先生租住的房子前来了一位中年男子,他按响了门铃。高先生没有在家,他的夫人面对来访的这位陌生中年男子感到有些困惑。而中年男子问她:"高天佑先生是住在这里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说:"我是从美国来的,受王希哲先生的委托来泰国办些事,要去泰国北部,目前手头没有钱了,想找高天佑先生借两百元钱(泰币)做路费。"

陌生人突然来访,而且张口便是借钱,令高夫人感到很蹊跷。好在来人借的钱并不多,高夫人便很快拿出钱来打发那人离开,随后打电话给正在外边打工的高先生,告诉他这一情况。当晚,高先生回到家中不久,正巧有数位目前同样在泰国曼谷生活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到他家中拜访,于是他将上述情况通报给人们;同时表示,自己与王希哲先生联系甚少,王先生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在曼谷租住的地址--在泰国的中国政治流亡者都非常注意安全问题,除最信任的人,向不告诉他人自己租住的地址,即使同为在泰国的政治流亡者也不例外;而随后有人打电话给王希哲先生,王更称他根本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泰国办事。于是,人们会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依照以往的经验,这应该代表中国当局派人给高天佑先生"送信",意在恐吓他--"我们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小心点儿!"而且人们估计,类似的情况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会集中发生在其他同样生活在泰国的中国政治流亡者身上。因为2009年有太多的敏感日期,比如藏人抗暴5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六四" 事件20周年、及中共建政60周年等。那么,每一个敏感日期都可能引来在泰国的中国政治流亡者举行抗议活动,从而拂尽中国当局的面子,败坏中国当局的情绪。所以,中国当局极可能会在今年加强对在泰之中国政治流亡者的监控和威胁。

以上讲的不是传奇故事,是发生在泰国曼谷的真实事件。而且,有这样一个背景需要做一番交待:

中国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成员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选择流亡,依据自身情况一般有以下选择:对于能够拿到护照,且能获得欧美国家签证者,他们可以直接前往欧美国家寻求政治庇护;能够拿到护照,却难以获得欧美国家的签证,以及根本无法拿到护照者,便只能选择前往台湾和泰国。台湾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因为不会有语言上的障碍。但是,中国政治流亡者到达台湾后无法前往第三国,台湾又不给中国政治流亡者以入籍、乃至工作许可的机会,所以,陈荣利、燕鹏、蔡陆军等人之后,前往泰国便几乎成为此类中国政治流亡者的唯一选择。

然而,泰国不是联合国保护难民公约签署国,不承担保护和安置国际难民的义务;同时,中国当局在泰国有很强的影响力,其所掌握的雄厚财力更可以让其在泰国为所欲为。所以,一方面中国政治流亡者在泰国无法获得合法身份,无法得到泰国官方的保护,以及因无法获得劳工证、没有经济来源而几乎无一例外的陷入经济困境;一方面则要必须面对中国当局派遣人员的跟踪、恐吓、甚至绑架之危险。

许多在泰的中国政治流亡者都有被中国当局派遣人员跟踪、恐吓的经历,而最能体现中国当局在泰之嚣张的莫过于2004年12月12日发生的鲁德成被捕事件。鲁德成是1989年"天安门三壮士"之一,被判16年有期徒刑。1998年,在他系狱9年后获假释出狱。由于假释期间受到持续不断的骚扰,无法正常生活,2004年11月,他偷渡到泰国,寻求联合国难民署驻泰国办事处的帮助。而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鲁德成出逃事件对中国当局的影响:其一,鲁德成作为"天安门三壮士"之一,是知名的"六四"政治犯,因此,他的出逃,势必重新激起一波对"六四"血案的回忆,这真地会使中共很没有面子;其二,鲁德成掌握着"天安门三壮士"中另两位受迫害的情况,尤其是前为美编的喻东岳已因酷刑折磨精神失常、当时却依然遭中国当局继续关押这一极不人道的事实。而如果鲁德成能成功通过难民申请并到达欧美国家,这些情况无疑会全部被披露,也必将引来国际人权组织对中国当局的强烈抨击。于是,2004年12月12日,在鲁德成到达泰国仅一个多月,中国大使馆人员便直接出面,"指挥"泰国政府有关机构的人员抓捕了鲁德成,并意图将其引渡回中国。

而如果仅仅是在泰的政治流亡者被跟踪、恐吓和绑架,也就罢了,就连那些在泰国做生意的普通中国人,仅仅因为同情中国政治流亡者,为他们做了些事情,也要受到中国当局派遣人员的跟踪、恐吓。比如有一位在泰国做生意的陈先生,就曾因此被跟踪,其办公室的电话也被骚扰。

此外,一份近日从中国公安部门流出、有关在泰之中国民运组织及其成员的资料摘抄,也可以充分说明中国当局对在泰之中国政治流亡者的监控达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资料所涉及的民运组织成员,除极个别者外,都是在泰国的中国政治流亡者,而且应该是其中的精英分子。所以,所谓在泰国的中国民运组织及其成员情况,其实也就是在泰国之中国政治流亡者的情况了。

这份资料如下:

中国民主党东南亚地区委员会(成立时间略抄):主任:林大军;副主任:高长礼、李日光、吴刚;成员:陈和民、李志刚、李素问、王亦路、刘爱妹、李宇宙、李可君、李龙珠、林傲松、杭永健、刘乔、赵大军20人,其中有倪育贤主任、李日光泰国地区主席、吴刚为分部主席,记录有汇去5000美元等资料。

民联曼谷分部:1992年成立,主委周丹。骨干李素问、梁书跃、杭永健、张志军、王国平(死)、陈维民。

中华民会泰国分会:2004年12月成立。负责人:李素问;成员:周丹、梁书跃、庞晓鸣、罗雄基(其中鲁德成、赵文东、周政文、吴嗣俞、杭永健、姜金莲,由魏京生办去加拿大。)

泰华留学生俱乐部:2005年5月成立,又名泰华学生俱乐部、中国民运俱乐部,在易三仓大学。主席:李宇宙;名誉会长:林大军;理事长:余佩莉(对外交流);副理事长:张永杰;名誉顾问:泰国中华商会主席郑明如、中华青年商会主席李桂雄。

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东南亚工作委员会:2004年7月成立。主任:林大军;副主任:林乃湘、周丹(财政)、周玉田(组织)。成员:周文柏、朱杰、杭永健、沈健、庞晓鸣、韩杰、蔡欲亮、姜金莲。

民阵曼谷分部:2003年1月成立,黄花岗杂志泰国总代理。程维民、王鸿宾。

民联阵曼谷分部:2002年11月。主任:林大军;成员:潘丰义、林日盛、颜仁文、林树甫、何敦勇、韩春光、文壮、韩美寿。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泰国分部2004年成立:负责人:杭永健;部长:周育田;副部长:李日光;组织部长:贾伟

中国自由民主党泰国分部:2005年1月成立,李宇宙,未见其他成员(抄者注:岑冠在唐人街拉布条,要人权,不要奥运,自称"中国自由民主党泰国地区负责人",被捕后,由魏京生办到加拿大,现任倪育贤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此人未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处难民,为广东一名乡镇官员。)

中国联邦政府东南亚办事处:主任:常春;副主任:林乃湘;此二人勾心斗角(原文有此一句)

中国冤假错案索赔协会:2001年成立,会长:蔡欲亮,未见其他人,非法居留人员。

目前,上述资料是在网络第一次公开,而已经看到这份资料的在泰之中国政治流亡者,无一不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中国当局掌握的资料太详细了,连一些在泰国已经生活了五、六年的老资格中国政治流亡者,都不能如中国当局掌握的如此详细!

那么,在以上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当高天佑先生遭遇了上述那样一个情况,当所有在泰之中国政治流亡者都可能面临一个更险恶的处境,笔者呼吁:请国际社会-- 尤其是联合国难民公约各签约国关注在泰国的这些安全毫无保障的中国政治流亡者,谴责、并采取措施迫使中国当局停止其在泰国之针对中国政治流亡者的各种不法行为,而终极的解决措施无疑是能尽快接收在泰国的这些中国政治流亡者,并予以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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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本名:郭庆海;笔名:青松、柏墉、友瑜。作者为中国国内知名评论人,异议人士,2000年到2004年间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罪判刑4年,出狱后依然受到政治迫害,2008年12月30日被迫出逃泰国寻求联合国难民署的政治庇护,目前暂住泰国。
原文链接:http://democratic-strategy.blogspot.com/2009/11/blog-post_2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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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难民援救者维克多老先生
[日期:2016-06-26]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曾节明

法国人维克多先生是多个难民家庭的默默救助者,其中包括我的家庭。他也是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记者,负责东南亚的事务。他是我早想下笔铭记的人,但之前一直顾忌会给老先生进出中国平添麻烦;闻知其近况,我感到再不写他,将会成为心头永远之痛。

法国人维克多老先生,是我早想下笔铭记的人,但之前一直顾忌会给老先生进出中国平添麻烦,而一直没写。闻知其近况,我感到再不写他,将会成为心头永远之痛。

维克多先生是多个难民家庭的默默救助者,其中包括我的家庭。他也是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记者,负责东南亚的事务。五年前,他每年都要跑两趟东南亚,一般是在三月和十一月,而现在他用明显衰老的嗓音对我说,因为身体吃不消巴黎和曼谷之间七小时的时差,他现在不是每年都去了。五年之间,他那带有浓重法国罗曼腔的英语,好像一夜之间多了一层含混,增了几种颤音,以前那种法国式的清朗,恍如隔世,令人蓦然回首间,陡感岁月之蹉跎。

我认识维克多先生,纯属偶然。2009年四月中的一天,恰是曼谷最热的“送甘节”(泼水节)前,我全家在挣扎于比泰国苦热还难捱的联合国申庇挫折当中,大半月以来,我已经在热带的白日下跑松了裤带,寄了一大摞电邮、信件,均不得要领,而带出来的银子,眼看一天天告罄……当日中午,正坐在公寓楼的蒸笼中汗流浃背地忧闷,突然想起几天前,在加拿大的朋友郭国汀律师,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其中有记者无疆界组织东南亚代表的手机号码:何不试试这个号码呢?

于是试拨这个泰国手机号。拨通了,电话那头一个带有浓重法国罗曼腔颤音的英语兴奋地说:

“啊,太好了,我正在找你!能够马上见你吗……”乍一听,我还以为这位维克多,是一位塞内加尔等非洲法语区的黑人。

我求之不得呢!当即约定在下午见面。他仔细得有些滑稽,除了地址外,他还问公交和天桥火车线路、取舍,我告诉他:最好坐天桥火车到铜锣站,然后打摩的来,这样最快,因为下午是堵车高峰期;他又问我住处楼外的标志物有什么,于是我就和他约定在公寓楼对面的日本学校正门见面。途中他又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电话告知他已到何处,并询问还需多久;第二次电话他询问我的穿着特征,并告诉我说,他是个矮个子的白人老头子。

事后证明他的啰嗦是对的;唯有事前的此种啰嗦,找人才会最快。

在泛起橘红的末午烈阳下,我在日本学校大门见到的,果然是一位矮个子的白人老头儿。他背着双背带旅行背包,穿着体恤、西装短裤和一双凉鞋,显得精干和整洁。他的样子约莫七十多岁,秃头很大,笑口常开的嘴里牙齿泛黄,嘴上方镶嵌着典型的法国式鹦鹉鼻子,颇显个性和威严。

他跟随我进入公寓,跟我妻子略略寒暄几句,绽着笑脸儿摸我儿子的头,说了几句滑稽的汉语,便掏出小小的佳能数码摄录两用机,投入了工作:先是给我们拍照,然后拍摄房间和物品,接着对我进行采访、摄录,提了一大摞的问题,仔细得让人头皮发麻……好容易采访结束了,他请我出示我在桂林电视台的工作证、记者证,并拍照;他又请求使用我的笔记本电脑,还掏出U盘,拷贝我的简历和那一大堆申庇资料;他还问,是否可以用我的电脑发电子邮件。

看着他熟练操作数码设备的样子,我不禁感慨:西方人不服老、不断学习新东西的精神,确实值得中国人学习。我的岳父跟维克多差不多年纪,还是理工科知识分子,却早在十年前就什么也不学了,对电脑更是手指头都没碰过。

他用我的电脑好像操弄得差不多了,掏出翻盖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说:“太好了,刚好合适!”于是用法语打起电话来。原来他拨通的是记者无疆界组织巴黎总部的电话,曼谷的傍晚,刚好是巴黎早上上班的时间。

他应该是在通报我一家的情况,我在一旁,只能以纯感官来听法语:法语听起来不如英语明快,音乐感却更强;法语的韵脚不如英语突出,但腔调却更丰富。

大约十多分钟后,他合上手机说:“我很快要去你的家乡看一看……”

我和妻子都心领神会:他要去桂林验证我的情况了——这真是一个不依不饶的认真角色。

维克多不吃晚饭,仓促之下,我们没有什么招待他的东西,我只得冲泡了一碗从家乡带来的尧山毛峰,放在冷水盆中降温……待到茶凉,渴慌了的维克多,竟捧碗一咕嘟而尽——如此品茶方式令人忍俊不禁;“中国茶好,我不喝可乐。”他说。

“我会尽量帮你,但你必须告诉我真实。”他临别时说。

他的名片,头像是一个驾驶螺旋桨单桨飞机的飞行员,上面写着:“维克多∙帕特里斯,自由撰稿人”。

当年五月中旬,维克多老先生又和我见面了,他笑口中露出泛黄的两排牙齿,说他已去中国桂林回来:“桂林太美了!”他说。“巴黎比桂林更美吗?”我问。“我不敢确定,那要看什么方面。”他说。

“曾,你愿意去法国生活吗?”维克多忽然问。

“如果可能的话,为什么不呢?”我说。

“但是你们愿意努力学习法语吗?”他问。

“当然愿意,但是听说法语很难学……”这次我没那么肯定了。

得知在他赴桂林期间,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召我全家谈话的消息之后,维克多非常高兴,又将一碗尧山毛峰一饮而尽。

六月份,维克多先生返回法国之前,将记者无疆界组织为我出具的证明公函交到了我手中,要我自己去递交给难民署,并嘱咐说:无疆界组织已同时寄给了他们,自己去递交一趟更保险。

同时,维克多先生将一万多泰铢打到了我的账户上,说这是他和无疆界组织的同事们的捐款,用于资助我儿子在曼谷上学,他始终认为:孩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上学都是头等大事。

记者无疆界组织出具公函一个多月后,我的政治庇护就批了下来。

2009年11月,维克多先生又一次来东南亚出差,顺便来看望我。他略显疲劳,说曼谷那种没有空调、不关门的公交车,令他“Almost die”,但是他眼光依然锐利,笑口依然常开。

冒着依然灼人的太阳,他跟着我跋涉十多公里,穿过短吻鳄出没、长着毒刺般热带草的池塘和小道,到曼谷西北部农塔布里我的新住处去看。在我住处,他领略了我儿子的小提琴琴艺,在赞誉之余,他坦承他对音乐不在行。然在吃饭时,当听到我表达对儿子沉迷于电脑游戏的担忧时,他扬起鹦鹉鼻子,严肃地说:

“我并不认为电脑游戏很可怕,我认为真正危险的是,我看到你的孩子在这里没有朋友,这对他很不好;社会关系很重要。”他说。

闻知我在泰国继续自由撰稿生涯,他很赞赏,主动提出帮我申请英国一个专门资助自由撰稿者的基金。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英国人的钱是最难要的,维克多先生却帮我要到两次。

由于政庇已得,我全家的燃眉之急已解,这一趟来看我,维克多先生显得比较放松,他邀请我与他一起,从农塔布里码头坐船到曼谷南面的瓦兰蓬(唐人街),游览穿越曼谷的湄南河,由他请客。于是我们便穿过仍然热人一身汗的子月阴天的密云,步行前往码头。维克多七十多岁的人,步子快得我几乎跟不上。

上船前,维克多在码头附近觑见了他最喜欢的饮料,高兴得也帮我买了一瓶——那是不加糖的现榨胡萝卜汁。那砖红色的神奇汁液,喝下去确实头脑清爽回神,全身像是输了血一样的清新,午睡的困倦一扫而光……于是我们一边喝,一边欣赏这湄南河的风景。浩大而重度污染的黑色湄南河水,喷着铅色的泡沫,像海浪一般地扑涌着游船船身,两岸带有圆锥形尖顶的泰式宫殿和寺庙,确实精致别具一格,然而鼻腔却不很享受……正看间,偶然侧首,竟发现维克多这个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座位让给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白人妇女,而手持船顶棚铁环扶手杆,做了几个引体向上,把几个女游客都逗乐了。

维克多的法国绅士做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在瓦兰蓬上岸时,胡萝卜汁刚好喝完,游湄南河的感受,也恰如这瓶胡萝卜汁的享受……我信手把空塑料瓶放在码头道边,维克多自后看见,竟躬身捡起,随后手持两个塑料空瓶走向垃圾桶——此一细节又使我十分惭愧。

目睹维克多的教养,我不由得盛赞起法兰西的文明来,岂料维克多当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他说:“我并不推荐法国文化,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导致仇恨。”

现在想来,他的此种境界,不仅远高于我,也高于西方的大多数精英;法国和德国,由历史上的世仇,变作迄今最成功化敌为友的范例,两个世为仇敌的民族,如今已紧紧拥抱在一起,为人类作出了表帅,这大概是因为像维克多这样的人,在法国和德国并非个别的缘故。

我那时对维克多说:你帮了我全家这么大的忙,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维克多说:你把更多的难民介绍给我,就是最好的报答。

那时候,困居曼谷的中国难民中,有一个从辽宁来的国民党老兵,名叫孙树才,八十七岁了,来泰国两年多了难民身份还没批下来。出于敬重和怜悯,我有心请维克多先生帮助他,但维克多说:老孙从前的工作与记者扯不上关系,因此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范围之外,这是一个大问题。

直到有一次我无意中提起老孙在曼谷《新中原报》当校对挣点生活费,维克多眼前一亮,打着响指说:孙在报纸工作,这就符合规定了!要我立即联系老孙见他。

我迄今忘不了维克多对老孙施以欧式熊抱礼时老孙的尴尬模样,在曼谷瓦兰蓬火车站的快餐店,维克多还捋起袖子打量老孙的胳膊——一副验伤的滑稽模样。

记者无疆界组织为孙树才出具公函半年后,老孙在联合国久已关闭的档案,重新打开了;又半年后,老孙的难民身份批下来了。

2010年底,闻知我已获得美国政府接受的消息后,流落泰国已近四年的计生难民周小平,几次求我找人帮助她。我说:我不是已经帮你写了文章,已经引来了吴宏达在帮助你吗?周小平说,吴宏达给了她两千美金,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她说她已经打了几次电话给吴宏达,吴宏达在电话中说,一旦她得了难民身份,他可以帮她全家来美国,但在泰国求批难民的事,他帮不了忙。

2011年3月,我即将离开泰国赴美,周小平闻知,以近乎哭腔求我帮她一家人。我虽然知道她不符合记者无疆界组织救援的条件,但捱不下一颗心,就死马当活马医,在美国安顿下来后,把她推荐给维克多先生。

那时维克多先生已经回到了法国南部的蒙配利尔家中,他说:记者无疆界组织本身不能帮她,但我们可以联系别的人权组织来帮助她。

不久,维克多先生果然联系了“世界人权同盟”驻泰国的代表来会见周小平;同年年底,维克多先生借出差泰国的机会,领着“世界人权同盟”的人再次会见周小平;之后周小平在电话里兴奋地戏称:你说的这个这么有能耐的人,怎么是一个老头子呀?那样子跟孙树才差不多……

三个月之后,已被联合国第三次拒绝的周小平,其在难民署的档案重新打开了;又三个月后,周小平全家拿到了难民身份。

2014年周小平全家抵达美国华盛顿。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在华盛顿领着周小平全家,岸然出席关于中国计划生育国会听证会的吴宏达先生,堂皇地宣称:周小平全家在泰国获批难民身份,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之一。

这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吗?我心中十分不平,就把这事告知了维克多先生,岂料电话那头维克多先生笑嘻嘻地说:“That's okay……”

维克多先生的反应,迄今令我惭愧且感动。有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与其说是一个策略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道德问题。

曼谷一别,我已经近六年没见到维克多先生了。2013年春,他飞往加拿大法语区探望亲戚,归程途径纽约转机,想在纽约市见我一面,可惜我却在纽约市五小时车程之外的上州,过于仓促,只得作罢。来美后为生计而挣扎,其苦尤甚于泰国,令我与维克多先生的距离,反而更加遥远了——不知这是我一人之悲剧,抑或中国政治难民的整体悲剧。

2016年5月30日下午于初夏晴爽纽约州


原文链接:https://www.canyu.org/n118934c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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