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日星期一

吕千荣关于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动用国家机器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公开监控迫害、谋杀的声明(草稿)三

十四:在我的生命中,我崇尚基督教信仰、追求人性的良善,我的爱国之心感天动地.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生苦苦追求人生价值,生命价值;在我的生命中,我只想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为我的祖国、社会、同胞、他人,做些有益的事!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如果今后有中共的公安机关或国安机关或检察院或法院,对我进行有违法犯罪的指控,都是中共对我的指鹿为马的迫害和对我的栽赃陷害迫害关押!就是中共要把我害死在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或监狱。如果我被中共迫害采取强制措施关押后,中共对我的所有"违法犯罪"的指控和所谓的"认罪证据",都是中共对我酷刑逼供下的栽赃陷害,包括中共有可能会酷刑强迫我上媒体认罪或酷刑强迫我诬陷"举报"别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上访冤民等所谓的"要颠覆国家政权"或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所谓的"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等.这些都是中共对我酷刑逼供下的栽赃陷害或中共对我酷刑逼供下强迫我对他人的诬陷陷害.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也没有任何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上访冤民等和我说过"要颠覆国家政权"或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所谓的"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行!

中共江泽民汉奸恶魔集团掌控的政法委掌控的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都是一面长期脑控迫害我,并每天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国安、公安国保、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并从2011年开始,中共江泽民汉奸恶魔集团掌控的政法委掌控的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每天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时,经常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作我假材料对我进行诬告陷害,并经常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谁做假诬告陷害这个政治犯偷人、强奸人,只要有人告这个政治犯,公安机关就会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在公安局、监狱....”并且已经几次以习近平和中共中央的名义,以政府的名义,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我的家乡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及附近乡镇以及我暂住七年的常州和我以前暂住3年的无锡的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作我假材料对我进行诬告陷害,我并有证据并多次在国内外网站揭露,我2014年在国内网络论坛、博客、微博被全面封杀后,我只有在国际网络揭露控诉:


见视频:

吕千荣2017年6月11日报警视频---揭露中共长期脑控迫害我,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安排群众诬告陷害我的证据


2000年我从安徽省宝丰劳教所解除劳教关押释放后至今十六年多来又长期受到中共有关部门用党和政府的名义、用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包括长期脑控迫害我和同步控制我的电话通讯、网络等,再脑控群众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长期对我进行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经常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
   
由于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经常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造成我多年来先是被非法劳教关押迫害了三年两个多月,释放后十六年多来又被流氓地痞、群众、公务员一次次抢劫打伤、寻衅滋事打伤打残、流氓地痞砸我车、辅警砸我车、交警砸我车、交警扣我车、城管扣我车、多次被人公开用机动车谋杀我,和我与家人从2004年开始至今多次受到的医疗迫害、谋杀(我在无锡、常州两市暂住十年期间,多次受迫害被人寻衅滋事打伤打残、被人抢劫打伤,我都是当时就报警并都有医院病历证据,公安机关都是司法迫害我并多次干脆直接司法迫害我告诉我:“‘破不掉案’或‘抓不到人’”,有两次我被暂住地的邻居打伤残后,中共司法机关也是枉法处理、不依法处理判决)。

有关部门甚至经常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教授他们用特工手段制造车祸谋杀我,和一次次公开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用机动车撞死我,和长期对我的公开诽谤。甚至有关部门连我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在小饭店吃饭时,我如果经常在哪个小饭馆吃饭,有关部门都会在对我的脑控迫害和公开监控迫害下,让小饭馆的人在我的饭菜里下药,2011年左右,一连几天中午我在常州大学城的一个小吃店里吃“香肠炒河粉”,有一天我在小吃店里吃“香肠炒河粉”时当时我的嘴唇内部就溃烂了,我知道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动用国家机器对我进行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国保特务安排小吃店的老板在给我做的“香肠炒河粉”里下了毒,我就没有报警。我在上海是如此、我在无锡是如此、我在常州也是这样.....

贪腐、卖国、迫害、残害、屠杀人民群众的中共江泽民汉奸恶魔集团掌控的政法委掌控的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都是一面长期脑控迫害我,并每天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国安、公安国保、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并从2011年开始,中共江泽民汉奸恶魔集团掌控的政法委掌控的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每天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时,经常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作我假材料对我进行诬告陷害,并经常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谁做假诬告陷害这个政治犯偷人、强奸人,只要有人告这个政治犯,公安机关就会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在公安局、监狱....”并且已经几次以习近平和中共中央的名义,以政府的名义,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我的家乡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及附近乡镇以及我暂住七年的常州和我以前暂住3年的无锡的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作我假材料对我进行诬告陷害,我并有证据并多次在国内外网站揭露,我2014年在国内网络论坛、博客、微博被全面封杀后,我只有在国际网络揭露控诉!


在我在常州暂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和与我接触的中国民众及我经常要去买东西的超市和我经常要修车的地方等,中共国安和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都是经常安排、煽动唆使、脑控流氓地痞、地方党员干部和群众作我假材料对我进行诬告陷害和诽谤,并经常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谁做假诬告陷害这个政治犯偷人、强奸人,只要有人告这个政治犯,公安机关就会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在公安局、监狱了....”造成我和我暂住地的群众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我只要因有事需要在外就餐,只要我经常到哪家小饭馆或哪家自助快餐店吃饭,有关部门在对我的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除了经常公开安排、煽动唆使、脑控群众给我食物下毒外,还脑控群众让群众公开说出来:“谁在饭菜里投毒害群众然后诬告陷害说是这个政治犯对社会不满制造政治事件投的毒,公安机关就会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在公安局、监狱了......”

造成我在2009年至2015年,我被迫害的被逼在武进汽车客运站用三轮车拉客期间,我在武进汽车客运站附近的常州大学城的多家小饭馆或自助快餐店吃饭,常州大学城的多家小饭馆或自助快餐店的店家都不敢卖吃的给我.(在2015年6月4日和7月1日,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警大队湖塘中队交警公开迫害我,两次扣押了我的两辆用于代步谋生的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非机动车不给我.价值近两万元人民币.至此,连我被迫害的用客运电动三轮车代步谋生,也被中共迫害的不能再做了).

我因2015年秋至2016年5月租房暂住在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通济村委赵家塘9号期间(此地现已拆迁),经常好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展博一元起价超市"买日用百货,后来在2016年5月后我又租房暂住在遥观镇东方村委坊前村16号周瑞正家的两间砖瓦房暂住后,因为"展博一元起价超市"卖的日用百货比较全,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点,我仍然经常好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展博一元起价超市"买日用百货.但是,2017年初开始至2017年6月11日期间,在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我经常听到群众说:"这个政治犯经常好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一家一元起价超市买东西和经常好到马杭一家修车电焊部修电动车和焊东西(因为在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经常我被迫害的没有修车电焊部为我修电动车和焊东西.只有马杭的这家修车电焊部敢为我修电动车和焊东西),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和城管都找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一家一元起价超市和马杭一家修车电焊部的店主让监控迫害这个政治犯让他们诬告陷害这个政治犯到他们店里买东西或修车焊东西时偷他东西或钱了..."我听到群众说的这些后,我都尽量不去这两家店买东西或修车了,就是需要去这两家店买东西或修车,我也开始防他们别诬告陷害我了....

在2017年6月11日下午,我因买橡皮筋需要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展博一元起价超市"去买,因为在遥观镇别的店里买不到.当我在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展博一元起价超市"买了一元钱橡皮筋付过钱后,"展博一元起价超市"的男店主又说我以前买过他家的一把菜刀和锤子当时没有付钱,他记的有帐.我说:"第一,我买人东西都是现钱没有欠过别人帐;第二,我家在2015年在遥观镇遥观村下梅开菜店时我就买了七八把菜刀,我家有三四个锤子,几年了.我怎麽会到你家买菜刀买锤子呢?"展博一元起价超市"的男店主让他老婆找来一个帐本,帐本上记着;"老共产党员欠一把菜刀一把锤子钱xx元."我一看就火了说:"第一,我买人东西都是现钱没有欠过别人帐;第二,我家在2015年在遥观镇遥观村下梅开菜店时我就买了七八把菜刀,我家有三四个锤子,几年了.我怎麽会到你家买菜刀买锤子呢?第三,我们都不认识,我怎麽会买你东西欠你钱?你说谁是共产党员?你这不是侮辱我吗?我们一家三口都不是共产党员,并且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不会是共产党员"! "展博一元起价超市"的店主夫妇就说:"你不承认算了".我当时就说:"你这不是配合中共迫害我,诬告陷害我吗? 2017年初开始至今,在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我经常听到群众说:'这个政治犯经常好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一家一元起价超市买东西,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和城管都找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一家一元起价超市的店主让监控迫害这个政治犯让他们诬告陷害这个政治犯到他们店里买东西时偷他们东西或钱了...' 我听到群众说的这些后,我都尽量不到你店里买东西了,我怕你们诬告陷害我.今天因为我买橡皮筋别的店里没有,我才到你店里买的.2017年初开始至今,在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我经常听到群众说的上面还安排马杭的一家我经常去修车焊东西的修车电焊部的店主,也让他监控迫害我,诬告陷害我.你必须向我道歉!不然我报警. "展博一元起价超市"店主夫妇就说:"你报警吧!"于是我报警.

在2017年6月11日下午我报警后,遥观派出所警号为056692的警察和一个辅警来处的警.在我向遥观派出所来处警的警号为056692的警察用大量事实证据反映了:"我仅仅因为在95年反映农民负担案件,就被中共江泽民汉奸恶魔集团掌控的政法委掌控的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二十多年来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的事实,以及从2017年初开始至今,在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我经常听到群众说:'这个政治犯经常好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一家一元起价超市买东西,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和城管都找到通济村委菜市场旁的一家一元起价超市的店主让监控迫害这个政治犯,让他们诬告陷害这个政治犯到他们店里买东西时偷他东西或钱了...'我听到群众说的这些后,我都尽量不到他店里买东西了,我怕他们诬告陷害我.今天因为我买橡皮筋别的店里没有,我才到他店里买的.当我在他店里买了一元钱橡皮筋付过钱后,男店主又说我以前买过他家的一把菜刀和锤子当时没有付钱,他记的有帐.男店主让他老婆找来一个帐本,帐本上记着:'老共产党员欠一把菜刀一把锤子钱xx元.' 我一看就火了说:'第一,我买人东西都是现钱没有欠过别人帐;第二,我家在2015年在遥观镇遥观村下梅开菜店时我就买了七八把菜刀,我家有三四个锤子,几年了.我怎麽会到你家买菜刀买锤子呢?第三,我们都不认识,我怎麽会买你东西欠你钱?你说谁是共产党员?你这不是侮辱我吗?我们一家三口都不是共产党员,并且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不会是共产党员'! 店主夫妇说:'你不承认算了.'他们这不是配合中共有关部门迫害我,诬告陷害我吗? 2017年初开始至今,在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我经常听到群众说的上面还安排马杭的一家我经常去修车焊东西的修车电焊部的店主让监控迫害我,诬告陷害我...."

遥观派出所来处警的警号为056692的警察听了我的反映后,就问"展博一元起价超市"的男店主:"是怎麽回事?"  "展博一元起价超市"的男店主就向警察说:"是我们搞错了,我向他道歉!"

然后"展博一元起价超市"的男店主就向我说:"是我们搞错了,对不起.向你道歉!"

遥观派出所来处警的警号为056692的警察就问我:"是他们搞错了,他已向你道歉,你接受不接受他的道歉?"我说:"我接受他的道歉."

遥观派出所来处警的警号为056692的警察就告诉我:"那这事就这样了,对于你反映的其它对你的迫害,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你向有关部门反映....."


在我的生命中,我崇尚基督教信仰、追求人性的良善,我的爱国之心感天动地.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生苦苦追求人生价值,生命价值;在我的生命中,我只想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为我的祖国、社会、同胞、他人,做些有益的事!

我的一生没有不良嗜好.我不赌博.我不吸烟,少饮酒.对于没有感情的性生活和婚外性生活鄙视,对于毒品恐惧.所以我在心里对卖淫女和吸毒人员就厌恶和鄙视.

我一个在少年时代就立志要报效祖国、胸怀惊天奇才、爱国之心感天动地、充满爱心、追求公义、追求人生价值和生命价值、人性善良,在1987年17岁的我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路修路在安徽省水利建筑安装公司看煤灰厂开搅拌机时,当时已是1987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六安市的两个正在上初中的一个叫史元、一个叫金家军的两个中学生少年,因逃学外出到合肥花光了钱后冷饿交加找到了我正在看煤灰厂的小屋求助,当时已是吃过晚饭后了,我又把史元、金家军两个中学生带到我们的工地食堂吃过饭后,又把史元、金家军两个中学生带到我正在看煤灰厂的小屋床上休息,第二天我又向包工头预支了二十元钱后把二十元钱给了史元、金家军两个中学生,让他两人买去六安的汽车票和吃的.我把史元、金家军两个中学生送上了开往六安市的汽车(我的打工工资当时大概只有每月九十多元,当时我们工地的建筑工人临时工的最高工资大概只有每月一百二十元)。
      
后来史元的父亲,当时任光明日报社科技服务公司皖西分公司、安徽省录音录像公司等三家公司总经理的史丹叔叔和史元多次给我写信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后来去过他们在六安的家。

1993年春天,我在北京谋生期间,在北京火车站碰到了安徽省合肥市郊区的一个当时有二十岁左右的到北京打工的一个女孩,因为她没有找到工作身无分文也没有钱回家,因为我知道当时的崇文门劳务市场的乱象,一些女孩子会被人骗。我就掏出身上的钱给这个女孩子买车票,因为当时开往合肥的火车票卖完了,我就把这个女孩子送到了开往合肥的火车上,把我当时身上的近百十元钱(大概八九十元钱)都给了这个女孩子,并告诉开往合肥的火车上的列车员情况,让她帮这个女孩子补票.当时这个女孩子非要我把我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写给她,我说:“你把你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写给我就行了,我会给你写信的。”女孩子就把她的姓名、家庭住址写给了我。我后来一次也没有给这个女孩子写过信.因为我崇尚基督教信仰:“帮助别人,不能张扬、不能让人知道。”

即使在我二十多年来长期被贪腐、卖国、迫害、残害、屠杀人民群众的中共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汉奸恶魔集团掌控的政法委掌控的有关部门长期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我也是碰到老弱病残的乞讨者都会主动送上至少一元钱,并让我的儿子从小就这么做.并且看到所有受中共迫害的中国维权公民和中国上访冤民等同胞,我都会及时发帖文或转帖文声援呼吁,对于被中共迫害的经济上无法生存的中国维权公民和中国上访冤民等同胞,我知道的都会在网上帮其发求助或转发其求助,并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象2016年和2017年,我对重庆的崔斌、广州的王清营、湖北的袁奉初(原名袁兵)等人的帮助....

2016年有两个美国的华侨陈卫珍和朱学渊每人要资助我三百美元和几百美元,以及2016年国内有人要帮助我万儿八千元人民币,我都拒绝了他(她)们的好心善举.我说我还能生活下去,还能吃上饭(我们一家被迫害的靠我妻子打工艰难的生活),让他(她)们帮助那些被中共迫害的连饭都吃不上的那些中国维权公民和中国上访冤民等同胞....

不到我确实被中共迫害的连艰难生存都生活不下去了,我不会向社会求助或接受别人的帮助.....

如果不是贪腐、卖国、迫害、残害、屠杀人民群众的中共江泽民汉奸恶魔集团掌控的政法委掌控的有关部门长期在对我的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残害、谋杀下,又长期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诽谤和煽动群众诬告陷害我等对我进行公开邪恶恐怖迫害,我永远也不愿说出这些......

但是,,就是我这样一个爱国残疾农民,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在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仍然是一面长期脑控迫害我,并每天安排、煽动、脑控流氓地痞、国安、公安国保、中共党员干部、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并每天安排、煽动、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时,经常安排、煽动、脑控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作我假材料对我进行诬告陷害,并经常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谁做假诬告陷害这个政治犯偷人、强奸人,只要有人告这个政治犯,公安机关就会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在公安局、监狱了....”

不过之前,没有人公开诬告陷害过我.公安国保都是秘密作诬告陷害我的假材料上报中共中央最高层上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如果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批示同意逮我了,中共公安国保就会把我逮起来酷刑迫害我 、谋杀我,把我迫害死的.至于中共公安国保这些年秘密作了哪些诬告陷害我的假材料上报中共中央最高层上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中共这些体制性的邪恶,所以这些年来我都是及时揭露的....


在2017年6月28日左右几天,中共国安、公安国保,在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在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 、谋杀下,我暂住地的常州警察和群众都又公开说:“这个政治犯现在是习近平女儿要弄他,习近平已经批示过了要逮他,过几天就要抓他了,把他逮起来迫害死了。。。。”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我的迫害和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家人的诽谤.....


下面是在2016年5月份左右中共安全机关向群众公开以"是习近平要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了",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安排煽动我家乡的中共党员镇村干部及原村民小组长等做诬陷我的假材料上报,并在2016年5月20日上午霍邱县公安局一个姓杜的国保通过我暂住地的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经济开发区分局遥观派出所找我,准备把我抓回霍邱县公安局害死的事实:

我在2017年1月20日至21日有事回到我的家乡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办事期间,确认了在2016年5月份左右中共安全机关向群众公开以"是习近平要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了",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安排煽动我家乡的中共党员镇村干部及原村民小组长等作诬陷我的假材料上报,并在2016年5月20日上午霍邱县公安局一个姓杜的国保通过我暂住地的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经济开发区分局遥观派出所找我,准备把我抓回霍邱县公安局害死的事实,我一家三口已十多年离开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在外暂住谋生,只回过几次家乡办事,都是在我二姐家住一夜就回暂住地了,就这中共江泽民集团也能让我家乡的公安国保作诬陷我的假材料上报中共最高层陷害我,准备把我逮起来谋杀害死......

我现在要揭露控诉到底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害死我?还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的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和郭声昆等人要害我?....

在2016年5月份左右的一天,一个在我的不断追问下自称是我的家乡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霍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姓贾的国保警察(可能是大队长)打我的15312586362手机问我加入玫瑰群签名和人权观察员的事.我告诉他:“我签名秦永敏玫瑰群向中央反映:‘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签名,大概是2011年左右,因为这种政治理念我是支持的(因为这种签名公开声明是一次签名以后类似反映都将有效的签名模式)!所以,我签名了.(但是由于中共有关部门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所以我在玫瑰家园群的活动我很少参加,直到2015年秦永敏夫妇被失踪后几个月的2016年春天,由于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的厉害了,我为了抱团取暖得到声援,开始关注玫瑰家园群,之后被玫瑰群列为"人权观察员"。玫瑰群的人权观察员是什麽?我也不知道,就知道是观察中国人权的。就是和每一个维权人士、维权访民一样的和我之前一样的都是在:‘揭露控诉自己的冤案和中共有关部门对自己的迫害的同时,自愿关注中国的人权、关注访民的冤案,关注受迫害的中国同胞’.并且玫瑰群被列为"人权观察员"的可能有几十位。”(63岁的秦永敏从1970年到2016年,在45年间被非法抓捕、非法拘禁45次,失去自由超过24个寒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坐牢时间最长的 政治犯,并被世人称为“中国的良心”和“坐牢皇”, 2014年1月,秦永敏和100多名创始举办人共同发起中国人权观察,走上合法注册的道路。但遭遇诸多坎坷,截止2015年7月,人权观察先后五次去北京 民政部注册,一直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拒绝。)

安徽省霍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姓贾的国保问我:“你在玫瑰群的签名是哪一年?谁是负责人?”我回答:“我签名秦永敏玫瑰群签名向中央反映:‘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大概是2011年左右;玫瑰群的人权观察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
(因为玫瑰群正在申请中的人权观察理事长秦永敏被失踪、前任秘书长刘兴联被中共司法机关逮捕后取保候审、现任秘书长徐秦被中共司法机关逮捕后取保候审、副理事长是潘露,这些国内外媒体都有公开报道,连我最近被玫瑰群列为人权观察,你们公安国保什麽都知道,却还要问我,这不是让我这个局外人回答你们的问题吗?另外我大概从2011年开始在天涯论坛上开始公开声明至今已经多次在国内外网上发公开声明:‘我一生要象柏杨一样为建设民主法治中华民国奉献一生一样,我一生也要为建设民主法治大中国奉献我的一生,我一生也都不会加入任何政党、社团、组织。。。。。’我是这麽说的也是这麽做的!如果我加入了哪个政党、社团、组织,我都会在国内外网上广而告知发声明的,岂能象中共体制性的谎言政治一样说一套做一套?看看真正的中国民主党人,哪个不是在中共邪恶恐怖的迫害下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民主党人?)

2016年5月初,我老家的同胞哥哥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安徽省、霍邱县公安局临水派出所正在四处以政府的名义作我的假材料上报中央要逮我,让我同爷的堂兄以及我的二姐夫陪同来常州找我,他们没有来。后来我同胞三姐又告诉我:“张庙村村干部私下和某某某(在张庙村和村干部关系好的我的一个亲戚)说的,霍邱县里(指中共霍邱县委县政府)、霍邱县公安局下令让中共临水镇党委政府和临水派出所正在四处以政府的名义安排(中共党员镇村干部和原村民小组长等)群众作你的假材料陷害你,并诬陷你说你是法轮功,要逮你.这次再把你逮起来就会把你迫害死在里面了,你到外边躲躲吧?....”

我在电话中告诉我三姐说:“我什麽问题都没有!我是基督教徒,全世界都知道我向中共政府和国际社会以及在国内外网站都长期在控诉在中共有关部门长期脑控迫害我,再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我信仰基督教十几年了,最近两年我想受洗都没有基督教三自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和牧师敢为我受洗.我并在胡锦涛总书记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在写给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信中关于开放宗教信仰自由的建议里说了我是信仰基督教的,我多年来都不在家都是在江苏生活,地方政府怎麽也能做假材料迫害我呢?地方政府就是上报习中央,习中央也不会相信,也不会同意江泽民集团又公开制造冤案逮我害我的!因为几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支持胡温政权和习李政权,依法彻查逮捕江泽民,彻底清理卖国贪腐迫害屠杀人民的江泽民汉奸恶魔集团,呼吁深入进行政治改革的!......”

由此可见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人士多年来的邪恶恐怖迫害、谋杀仍在继续;由此可见中共体制性的邪恶!

2016年5月20日上午,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遥观派出所警察奚国范(我暂住地的片警)打我电话,让我到遥观镇通济村委会去一下,说我家乡安徽省霍邱县公安局的警察要找我谈谈,一个自称是霍邱县公安局的警察的男的在通话中说他是霍邱县公安局的姓杜,也是临水镇人,想和我谈谈.我告诉他:"中共江泽民集团掌控的国安、国保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你们找我干什麽?如果你们有合法的传唤手续,我马上见你们.我什麽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们想和我谈谈,我拒绝见你,就是国家主席要见我,我不想见也可以拒绝呀?"

之后我打我一个几年没有联系的朋友的手机,当时没有打通。

最后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遥观派出所警察奚国范说:"你不想见算了."

2016年5月20日下午,我又打这个我几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的手机,电话接通后我把情况告诉了她,并在电话中告诉她说:"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没有加入过任何组织,我就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法治中国!你知道的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年来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现在就是江泽民集团要害死我...."

期间在2016年5月20日下午,我回拨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遥观派出所警察奚国范的手机询问:"我家乡安徽省霍邱县公安局的警察要找我谈谈,他们有没有手续?他们是哪个部门的警察?他们是谁?"

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遥观派出所警察奚国范在我的质问下告诉我:"是霍邱县公安局的国保找你想和你谈谈,他们没有手续,有个国保警察姓杜,你打他的13966249992手机问他找你干什麽?"

之后我打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遥观派出所的警察奚国范告诉我的找我的我家乡安徽省霍邱县公安局姓杜的国保警察的13966249992这个手机号码,安徽省霍邱县公安局姓杜的国保警察拒接我的电话.

之后多天,中共有关部门在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有关部门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是因为秦永敏要推翻中共要判刑了,玫瑰团队人权观察要取缔了,所以地方国保才找这个政治犯!这个政治犯什麽都不知道,中共有关部门长期在对他进行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他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谁有秘密敢告诉他呢?地方(公安国保)上报假材料给习近平,习近平批示要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了,习近平要实行新的独裁了,就必须要把这个政治犯害死。。。。(以上是我听到群众说的汇总)”。

我不知道也不相信也从来没有听秦永敏老师在电话或QQ中和我说过要推翻共产党(我和秦永敏老师没有见过面,只在电话和QQ中聊过几次天,这些也都在中共安全机关的监视监听的掌控之下)。秦永敏没枪没炮没有武装组织,他拿什么来推翻中共呀?这不是扯蛋吗?这不是政治迫害吗?

中共有关部门当时还是脑控控制我的大脑,脑控我在我修改写我的新的申诉控诉《震惊世界的冤案——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血泪控诉信(一)草稿》至《震惊世界的冤案——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血泪控诉信(十一)草稿》时,脑控我的大脑让我的大脑无法思考无法修改写我的这篇控诉,并脑控我让我无法写我反映在我被中共有关部门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在我一个残疾人被迫害的靠以客运电动三轮车代步、拉客谋生的情况下,常州市武进区交警大队湖塘中队的交警在2015年6月4日和7月1日两次扣下了我的两辆代步、拉客谋生的客运电动三轮车非机动车(每辆客运电动三轮车价值九千元左右,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价值近两万元),在我多次上访常州市和武进区两级信访局和公安局,并邮寄给常州市政法委书记和递交给武进区公安局信访接待室接访警察我写的我仅在常州暂住谋生的八年多来就被中共有关部门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的近九十万字的控诉材料<<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写给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血泪控诉信>>,在我的不断上访下常州市和武进区两级党委政府信访局和政法委以及常州市公安局,都是把我推到武进区公安局信访室,然后都是没有答复!至今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警大队湖塘中队的交警在2015年6月4日和7月1日两次扣下了我一个肢残贰级的残疾人被迫害的用于代步、拉客谋生的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非机动车(价值近两万元)一年多了也不还给我,公开对我进行迫害!造成我不仅出行没有代步车不安全,也无法挣钱谋生的控诉。并且在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期间中共有关部门在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经常脑控群众让群众公开说出:“这个政治犯的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都被武进交警扣押几个月了不给他,都是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让扣的,不然谁敢这麽公开迫害这个政治犯公开扣押了他的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非机动车不给他呢?。。。。。”连常州的警察只要见到我后都会和别人这麽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还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习近平总书记及其家人的诬蔑诽谤?还是江泽民集团的第二中央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郭声琨等人所为?希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过问有关部门以您的名义对我的这些迫害、谋杀。。。。。

之后,我在2016年9月至10月期间,我几次到遥观派出所追问我受迫害的报警处理情况时,有两次听到遥观派出所的警察和警察或辅警说:"今年(五月)安徽霍邱县公安局国保来带这个政治犯,如果把他弄(逮)回去了(指逮回霍邱),就把他害死了.人家(上面)有人。是刘云山批的。都是江泽民的人要害死他。。。。。"(我一次是听到遥观派出所的警察奚国范和一个遥观派出所的警察说的一次是在遥观派出所110警务值班处听到遥观派出所的警察和警察、辅警说的)。

我在2017年1月19日从常州乘坐K8362到霍邱站的过路火车旅客列车在20日早上到了霍邱站,然后转车上午到了安徽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晚上在我二姐家住了一夜后在21号下午我从霍邱县周集镇坐到常州的长途客运汽车期间,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我进行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下,我多次听到群众看到我就会说:今年上半年上面以习近平的名义公开安排煽动中共党员和镇村干部及原村民小组长等做诬陷他(这个政治犯)的假材料,准备把他逮起来害死,人家上面有人,某某某的女儿不愿意。。。”

在2017年1月20日,我在看望我三叔吕朴国(我三叔是和我父亲同父母的,干过几十年的村支部书记等)时说“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时,我说到了我在2000年解除对我的劳教迫害关押从安徽省宝丰劳教所释放回家后,多个村民告诉我说:“吕千荣,你97年被逮起来劳教后,镇里(指中共临水镇党委政府)村里(指中共张庙村支委和村委会)在(召开的)村民群众大会上(镇村干部)都说了吕千荣是政治犯了,是江泽民批示把他劳教的。。。。”我三叔吕朴国两次点头说:“嗯,是的!”

而多年来中共政府都是胁迫我的亲人家人哥姐弟妹们让他(她)们参与中共对我的监控迫害,让他(她)们不要告诉我中共把我定为了政治犯长期对我的监控迫害和对我的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让我的家人哥姐弟妹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共对我的迫害手段都是采用了文革期间让家人亲情撕裂的手段....

在2017年1月21日,我的三嫂子(堂嫂)张珍兰在我的同胞哥哥吕万荣家有事帮忙,因为在我在2000年解除对我的劳教迫害关押从安徽省宝丰劳教所释放回家后,有一天我的三嫂子(堂嫂)张珍兰告诉我:“吕千荣,你在劳教所关押期间,我在周集街上饭店里和changyanming(音)吃饭,changyanming(音)当时已升到霍邱县高塘镇党委书记了,changyanming(音)就告诉我:'吕千荣不能活着出来了。。。。' ”(changyanming(音)之前在临水镇政府计生办工作多年).我当时就告诉了我三嫂子(堂嫂)张珍兰,我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就知道中共江泽民集团要把我害死了,我相信基督教,在安徽省宝丰劳教所严管队黑牢里经常跪下向主祷告,是神才保佑我活着回家的。。。。

当时我在我哥哥吕万荣家当着我哥嫂的面就和我三嫂子(堂嫂)张珍兰说:“张珍兰俺三嫂子也是好人,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都不敢告诉我真相。在2000年解除对我的劳教迫害关押我从安徽省宝丰劳教所释放回家后,有一天张珍兰俺三嫂子就告诉我了:‘吕千荣,你在劳教所关押期间,我在周集街上饭店里和changyanming(音)吃饭,changyanming(音)当时已升到霍邱县高塘镇党委书记了,changyanming(音)就告诉我:吕千荣不能活着出来了。。。。’”当时我三嫂子张珍兰当着我哥嫂的面说:“我和你说的你在劳教所关押期间,我在周集街上饭店里和changyanming(音)吃饭,changyanming(音)当时已升到霍邱县高塘镇党委书记了,changyanming(音)就告诉我:'吕千荣不能活着出来了'.changyanming(音)当时就是那样说的。。。。”

我在2017年1月23日,我到在南京打工多年现在在南京麒麟山庄小区和麒麟锦苑小区都买有房产的我安徽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的叫吕国洪的我叫叔叔的家里,中午在他家吃饭时,在我的追问下,他告诉我:"在你2000年从劳教所释放回家后,你2001年2002年到南京我家(租住屋),你每次到我家我暂住地的派出所警察都会找到我问我你和我说的什麽?说你是政治犯要监控迫害你。"当天中午,吕国洪我叔他在他也已在南京买房的岳母家安排了一桌饭招待我.我在2017年1月22日下午打通了他的手机联系明天去他家后,到了2017年1月23日上午我到了南京后再打他这个手机他都会拒接,然后他会再用另一个手机打我手机联系我,就是因为他知道中共有关部门在脑控迫害我、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我的手机通讯也都被中共安全机关监控控制住了,他不想让南京他所在地的派出所警察因为我去了他家,而要找他了解我说的什麽,让他监控迫害我。。。。。

我在2017年1月20日至21日有事回到我的家乡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办事期间,确认了在2016年5月份左右中共安全机关向群众公开以"是习近平要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了",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安排煽动我家乡的中共党员镇村干部及原村民小组长等做诬陷我的假材料上报,并在2016年5月20日上午霍邱县公安局一个姓杜的国保通过我暂住地的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经济开发区分局遥观派出所找我,准备把我抓回霍邱县公安局害死的事实,我一家三口已十多年离开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在外暂住谋生,只回过几次家乡办事,都是在我二姐家住一夜就回暂住地了,就这中共江泽民集团也能让我家乡的公安国保作诬陷我的假材料上报中共最高层陷害我,准备把我逮起来谋杀害死,我吕千荣仅仅因为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在95年反映地方镇村干部年年层层用殴打、关押、赶牛、拉猪、抢粮等暴力手段强行收取摊派加码的巨额农民负担费用贪污挥霍,造成我多年来先是受到地方的打击报复,之后在97年又被江泽民批示把我非法劳教关押迫害了三年两个多月,2000年8月我释放后至今十六年多来,又被中共江泽民集团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在我在国内所到之地所住之地(包括在我暂住无锡、常州十多年期间)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包括控制我的电话、网络通讯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再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造成我多年来被流氓地痞、群众、公务员一次次抢劫打伤、寻衅滋事打伤打残、流氓地痞砸我车、辅警砸我车、交警砸我车、交警扣我车、城管扣我车、被下毒迫害、多次被人公开用机动车谋杀我,和我与家人从2004年开始至今多次受到的医疗迫害、谋杀....

因为我一直在揭露控诉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谋杀,并呼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中共中央,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彻底清理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等祸国殃民汉奸恶魔集团,只有依法彻查逮捕江泽民,彻底清除卖国、贪腐、迫害、残害、屠杀人民的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等汉奸恶魔集团,中国才能新生!

就象我在这两年来在我的谷歌博客吕千荣的博客和博讯博客吕千荣的博客上发表的《致中共中央、全国同胞的公开信:只有依法彻查逮捕江泽民,中国才能新生》至《致中共中央、全国同胞的第六封公开信:只有依法彻查逮捕江泽民,中国才能新生》中六次呼吁的那样:
"我呼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中共中央,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彻底清理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等祸国殃民汉奸恶魔集团,为吕加平的冤案平反昭雪!依法彻查外媒大量报道的世人皆知的江泽民的“两奸两假”汉奸卖国罪行、出卖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卖国汉奸罪行、巨额贪腐十万亿美元(六十多万亿人民币)的巨贪腐败罪行、迫害残害屠杀人民反人类的恶魔罪行,以及江泽民和其情妇们宋祖英、李瑞英、陈至立、黄丽满的淫乱通奸和国外媒体报道国内外皆知的江绵恒巨贪的问题、江绵康贪腐问题、江志成洗钱问题以及国内外媒体(主要是国外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大量报道的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集团三次暗杀胡锦涛总书记、一次暗杀胡锦涛总书记儿子、十次暗杀习近平总书记、二十二次暗杀王岐山书记和多次密谋政变及政变未遂的问题、以及曾庆红儿子曾伟侵吞山东国有企业鲁能集团上千亿人民币巨额资产等腐败问题和周永康儿子周滨侵吞石油系统国有资产包括3000亿辽河油田被周永康家族以1000万收购、拥有中石油长庆油田两个高产区块开採权以及包括侵吞四川国有郎酒集团等在内的上万亿巨额资产等众多腐败案件以及彻查国内外媒体(主要是国外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大量报道的国际社会近年来一直追查揭露的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集团迫害、残害、屠杀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上访人和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包括网上最新曝光的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集团活摘了近两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每人的心脏、肝脏、肾脏、脾、眼角膜、血液、尸体等能卖近二百万元人民币,近年能卖几百万元人民币)的罪行、、、、

因为当时我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通济村委赵家塘9号的租住屋要拆迁,我就重新在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方村委、坊前村16—1号周瑞正家租了两间砖瓦房(老房屋),在2016年5月24日我家才都搬完住进去。
以上摘自谷歌博客吕千荣的博客:
到底是谁下令以习近平的名义安排地方作陷害我的假材料准备把我逮起来谋杀害死?


以上本章摘自:吕千荣2017年6月11日报警视频---揭露中共长期脑控迫害我,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安排群众诬告陷害我的证据
http://zglqrdbk.blogspot.com/2017/06/2017611_29.html


因为当时我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通济村委赵家塘9号的租住屋要拆迁,我就重新在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方村委、坊前村16—1号周瑞正家租了两间砖瓦房(老房屋),在2016年5月24日我家才都搬完住进去。

下面是我在2016年5月19日和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方村委、坊前村16—1号周瑞正夫妇签的租房协议和周瑞正写的收取我交给他的一年房租四千八百元和二百元押金共计五千元的收据




从2016年5月24日我们家都搬完住进我家租住的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方村、坊前村16—1号周瑞正家的两间砖瓦房(老房屋)后,有关部门就又开始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在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上面怎么迫害他的、上面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公安机关的警察又在以政府的名义安排
煽动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群众尤其是我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邻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找我事,并煽动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群众尤其是我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近邻用机动车撞死我,并在脑控迫害我,并脑控群众公开监控迫害我时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这个政治犯不能打他,他有监控设备取证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的。用机动车把他撞死没有事,也可以找别人车把他撞死。。。”

造成我这十六年多来,无论是我在我的安徽霍邱家乡生活期间,还是我在无锡和常州暂住,有关部门都是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在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么害他没有害死,上面要怎么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公安机关的国保警察都是以政府的名义安排煽动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群众尤其是我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近邻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找我事和害死我,都是直到在多次公开监控迫害我找我事时,我和旁边的邻居公开吵起来或把我打伤后,中共有关部门才达到了目的。由于有关部门在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公开对我谋杀,我都是会提前揭露出来或神显神迹的保佑,我才平安活到了现在。因为我信仰基督教,感谢神的保佑。

这十多年来,我在无锡和常州暂住,在多个地方暂住,每到一地暂住,有关部门都是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在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么害他没有害死,上面要怎么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公安机关的警察都是以政府的名义安排煽动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群众尤其是我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邻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找我事和害死我,并且形成了规律步骤:1:地方警察先开始安排、煽动我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群众尤其是我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邻公开监控迫害我,找我事;2地方警察再开始安排、煽动我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群众尤其是我暂住地的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近邻用机动车撞死我和让找别人用机动车撞死我;3:有关部门在脑控迫害我,再脑控群众公开监控迫害我时,脑控群众诽谤我和安排、唆使、煽动、脑控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群众诬告陷害我:"煽动群众反共闹事、偷人、强奸、嫖娼"等,对于我一个爱国之心感天动地,一生苦苦追求人生价值、生命价值,正直和人性善良,一生从少年时代开始至今总是乐于默默地帮助别人,没有动过别人的一针一线,没有过任何婚外性行为,连看到吸毒的和卖淫女都感到厌恶和恐惧,被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都找不到我的任何人生一点污点的人,而中共江泽民集团这帮禽兽,二十多年来却长期在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经常安排、唆使、煽动、脑控流氓地痞和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以及群众诬告陷害我:"煽动群众反共闹事、偷人、强奸、嫖娼"等,有关部门在安排、煽动、唆使、脑控群众诬告陷害我时,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只要有人诬告陷害这个政治犯煽动群众反共闹事、偷人、强奸、嫖娼等,公安局派出所就会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在派出所看守所了....”这让我和群众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我经常发文控诉揭露(但是没有人公开诬告陷害过我)。4:对我和家人有病就医进行医疗迫害、谋杀,并脑控群众公开都说出来。。。。

以上四条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这帮禽兽,长期在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经常使用的方法。。。。


等我把我的这篇上百万字的新的申诉控诉材料《震惊世界的冤案——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血泪控诉信》写好之后,我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访反映后,如果我的冤案还不能平反,我就会把我的这篇上百万字的新的申诉控诉材料震惊世界的冤案——一个中国爱国残疾农民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血泪控诉信用电子邮件向联合国、美国等国际社会反映求助

中共有关部门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时,经常脑控的我让我无法思考写控诉材料时,都是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并且中共有关部门在长期用电磁波脑控武器脑控迫害我时,我所有在思考时都能感到我的大脑神经在动。

2015年左右,就连我的妻子这两年在常州武进的两个厂里打工上班,武进区公安局的国保大队长谢宇也几次找到我老婆厂里,让我老婆劝劝我不要再在网上发有关部门长期对我的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的申诉控诉了!实际就是监控骚扰我老婆,现在不是我19岁的儿子也打工了,我们一家三口都无法生存!



在2017年3月15日下午,我打110报警反映我去年报警反映的我租住的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方村委、坊前村16—1号周瑞正家的两间砖瓦房(老房屋)隔壁的也是租民房生产玻璃胶的小化工厂玻璃胶液体流到了我暂住屋门前,造成我呼吸道感染.我报警后,公安安监和环保三部门都迫害我渎职不作为后,让我暂住屋隔壁的租民房生产玻璃胶的小化工厂搬走后,我暂住屋隔壁的租民房生产玻璃胶的小化工厂的老板却把玻璃胶的小化工厂的一个可以盛上千斤的盛玻璃胶的大塑料桶放在了我暂住屋门前旁边无人住的一家空房门前几个月,我在2017年3月14日下午发现玻璃胶的大塑料桶被人搞走了却把玻璃胶的大塑料桶里的二十斤左右的玻璃胶液体倒在了我暂住屋门前旁边无人住的一家空房门前,我当时调了我家的监控后发现玻璃胶的大塑料桶被人搞走是在2017年3月11日上午11:32分---55分,被一辆带拖车的手扶拖拉机拉走的.

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遥观派出所一个警号是055667的警察和一个辅警来处的警.当时辅警用摄像机拍摄有处警视频.警察让我在报案登记表上签有名字.要求清走玻璃胶和查清是谁倒的玻璃胶.警察说他回去电话联系小化工厂老板问问.当时我就说到了包括小化工厂对我的迫害等,遥观派出所这个警号是055667的处警警察说:"十几亿人怎麽就迫害你呢?"

我就在处警辅警用摄像机拍摄的处警镜头前,简述了我仅仅因为在95年反映"农民负担"案件,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就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包括控制我的电话、网络通讯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再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下,我从2009年10月底就被吓成了心理障碍,我双腿伸全自如、骑行自行车自如、能推行四百斤重的三轮车推行十几里路,却非要依赖拐杖才能走路(越是有关部门迫害谋杀我,我心里越不想走路,因为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思绪想法:“我不能走路了,中共有关部门就不会迫害我了吧?”正是因为心里有这个阴影,造成了我的心理障碍,没有拐杖就不能走路的心理依赖疾病),再加上在中共江泽民集团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包括控制我的电话、网络通讯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再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下,造成我做生意迫害的让我买不着卖不掉,就连我从事捡、收废品的工作都迫害的让我的废品无人敢买卖不掉.这样我被迫害的只能买一辆客运电动三轮车代步拉客谋生,象全国很多残疾人一样,但是有关部门仍然是长期对我进行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常州交警并公开迫害我,在2015年6月4日和7月1日又两次非法扣下了我被迫害的用于代步、谋生的两辆客运电动三轮车(非机动车)近两年了,在我多次上访控诉下仍不还给我,逼的我和家人在中国自己的国家,在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里却活不下去......

当时处警现场只有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遥观派出所这个警号是055667的警察和这个辅警以及两个群众和我,共五个人.

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遥观派出所这个警号是055667的警察和这个辅警结束处警后,在他俩上警车时,我就听到遥观派出所这个警号是055667的警察和这个辅警说:"对他迫害的太狠了,中共过不掉,都是脑控迫害他,再脑控群众公开监控迫害他的.中共不承认,承认了中共就完了!不能让他把控诉材料弄出来了,快弄出来了就要逮他.他向我们(处警时)说的,也(作假)上报他是(聚众)演讲....."


如果公安机关抓捕关押我,都是对我的政治迫害,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

我既没有加入过任何组织也不会煽动别人闹事,更不会煽动别人去暴力推翻中共政权.我在网上所发的中国同胞的维权呼吁或发帖帮助中国冤民维权,都是自愿义务依宪依法维权。我也没有做过任何自私自利的违法犯罪的事.如果今后中共司法机关认定我有罪,包括让我在媒体上公开认罪,都是在我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在中共对我的酷刑迫害下对我的栽赃陷害并强迫我认罪的自污行为,我并在此声明:如果在我被中共公安或国安等司法机关控制后关押失去自由后,我对所谓的国际组织或国内外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或所谓的"反华势力"安排煽动我从事推翻中共或"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的指控,都是在中共司法机关对我的酷刑迫害下强迫我对他人的污蔑陷害,因为从没有任何国际组织或国内外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或所谓的"反华势力"安排煽动过我从事推翻中共或"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因为我从没有过要暴力推翻中共的想法.在中共有关部门二十多年来长期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和高科技手段,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飞蛾扑火.我只是在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法律框架内,用大量事实控诉揭露共产主义和中共体制的邪恶!呼吁中共能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深入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最终实现没有特权腐败没有冤屈不公没有政治迫害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公民社会!

但是以后我有可能会向包括联合国、美国等国际社会以及人权组织和海外同胞控诉:"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包括控制我的电话、网络通讯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再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我并有可能会向包括联合国、美国等国际社会以及人权组织和海外同胞求助的!

因为中共至今仍在用阶级斗争手段让群众迫害群众,让群众诬陷群众:

在2000年8月,我从安徽省宝丰劳教所释放回家后至2003年期间的一天,我确切的知道了我家乡安徽省霍邱县某某乡的中共乡党委政府,以政府的名义安排乡政府干部和某某村的村干部,在夜晚摸黑在某某村找中共党员及村组干部做诬陷该村一个上访反映农民负担案件的上访农民的黑材料假材料上报,等中共高层党委政府领导批示同意后,就要迫害这个上访反映农民负担案件的上访农民,把他父子俩逮起来拘留、劳教或判刑迫害了....

由此我知道了中共体制性邪恶迫害人民群众的内幕:"中共前三十年用阶级斗争迫害屠杀人民:让群众公开斗群众,让群众公开举报陷害群众;让亲人公开斗亲人,让亲人公开举报陷害亲人.后三十多年中共用维稳政策迫害屠杀人民:对那些追求宪政民主的公民、民间社团成员、不接受中共操控的宗教信仰团体以及其信仰人士、反腐败的维权举报人、大量的上访冤民,用维稳政策监控打压迫害、谋杀、甚至屠杀,并对上述人士都采取以政府的名义让群众秘密做举报陷害上述群众的诬陷材料上报,等中共党委政府的领导批示后,就可以关押迫害该群众了...."

从已平反的安徽临泉县1993年至95年发生的安徽临泉"白庙事件"中,是中共地方政府作假材料层层上报中共高层陷害迫害上访村民;从所有平反的冤假错案中,哪一起不都是中共政府官员以政府的名义作假陷害群众公开制造的冤案?到2016年8月30日709案件中受迫害的张凯律师在微博微信发了《张凯告知书》公开揭露中共公安国保秘密警察强迫张凯律师做假材料伪证诬陷周世锋律师;到2017年1月19日民生观察网上发表了陈建刚律师的<<陈建刚律师: <会见谢阳笔录> >>纪实,公开了709案受迫害的谢阳律师在看守所律师会见时指中共公安国保秘密警察酷刑强迫谢阳律师认罪并强迫谢阳律师作诬陷陷害维权律师刘卫国、刘金湘、陈建刚、张磊、覃永沛、朱孝顶、庞琨、常伯阳、葛文秀、隋牧青,文东海、蔡瑛、杨金柱、胡林政维权公民欧峰标等人的假材料;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2017年2月16日<<警借访民罗织江天勇罪名 江父起诉官媒遭驳回>>报道的关于中共警方让访民罗织江天勇的罪,无不说明了中共体制性的邪恶迫害人民群众的内幕:"中共前三十年用阶级斗争迫害屠杀人民:让群众公开斗群众,让群众公开举报陷害群众;让亲人公开斗亲人,让亲人公开举报陷害亲人;后三十多年中共用维稳政策迫害屠杀人民:对那些追求宪政民主的公民、民间社团成员、不接受中共操控的宗教信仰团体以及其信仰人士、反腐败的维权举报人、大量的上访冤民,用维稳政策监控打压迫害、谋杀、甚至屠杀,并对上述人士都采取以政府的名义让群众秘密做举报陷害上述群众的诬陷假材料上报,等中共党委政府的领导批示后,就可以关押迫害该群众了.



下面是2016年8月30日709案件中受迫害的张凯律师在微博微信发的《张凯告知书》公开揭露中共公安国保秘密警察强迫张凯律师做假材料伪证诬陷周世锋律师


曾经在中国电视上认罪的维权律师张凯8月30日在内蒙古老家发出一份《张凯告知书》,全文如下——


《张凯告知书》


一、出于基督信仰和良心的自由,本人正式表明:8月4日晚,我接受凤凰卫视等媒体关于周世锋案件的采访,并非本人真实意愿,系恐惧之下的被迫表达,现本人撤销所有评论。经历过半年之久暗无天日的羁押,家中年迈父母跟着担惊受怕,我始终无力克服因此带来的恐惧与心灵的伤害,更无力抗衡来自强权的压力。


二、我愿意为自己曾经因心灵的软弱和恐惧而做出的行为,向上帝忏悔,我也请求709案件家属原谅。

三、请主内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基督徒:张凯2016年8月30日

摘自: 2016年9月12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访谈:《张凯告知书》发表以后>>



下面是陈建刚律师在2017年01月05日14:49:55分会见谢阳时谢阳指控中共公安国保秘密警察酷刑强迫谢阳律师认罪并强谢阳律师作诬陷陷害维权律师刘卫国、刘金湘、陈建刚、张磊、覃永沛、朱孝顶、庞琨、常伯阳、葛文秀、隋牧青,文东海、蔡瑛、杨金柱、胡林政和维权公民欧峰标等人的假材料的会见笔录:
谢:庄晓亮、尹卓等人对我说过:“我们主要看你的态度,你的案子是天字第一号的案子,如果我们做错了你到北京去告我们,你以为我们这样整你北京不知道吗?我们想怎样整就怎样整。”
律师: 你在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能保证你的正常饮食吗?
谢:不能,他们故意不给我水喝。中午11:30会有人送饭过来,但是他们每次都不会让我吃饭,而都是要故意拖延到下午1点多才给我吃饭。这时候饭都冷凉了。审讯的时候他们不给我水喝,因为我喝水需要打报告,但是他们不让喝。还故意把水放在我面前,就是不给我喝,就是这样故意刁难我,水就在我面前,但是他们就掌握我对饮水这种最基本的需求,让我难受。有一次我是在渴的难受我拿了放在面前的矿泉水瓶喝水,周毅抢过去就开始殴打我,说我袭警。
律师: 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除了殴打、威胁、“吊吊椅”、不让睡觉、不给水喝、烟熏眼睛这种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向你逼供吗?
谢:他们还引诱过我,让我故意牵扯、诬陷别人,说是让我检举、揭发。
律师: 你说说经过。
谢:大概是在15年8月中旬,这个时候对我密集的第一轮审讯已经完了,因为我受不了酷刑,他们要的笔录我都签字,这已经做完了。尹卓他们就想让我牵扯、诬陷别人。尹卓对我说:“谢阳,你做律师才3年,你每天做坏事也做不了多少,你只要把“人权律师团”中其他人给牵扯出来,你就能立功,就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你能把刘卫国啊、刘金湘啊、陈建刚啊、张磊啊、覃永沛啊、朱孝顶啊、庞琨啊、常伯阳啊、葛文秀啊、隋牧青啊,还有湖南的文东海、蔡瑛、杨金柱啊、胡林政啊,你要是能把这些人牵扯出来你就能立功,我们就会向上级汇报,争取给你取保,让你出去。”
律师:你是怎样回答的?
谢:我说人权律师团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聊天群,没有任何组织。并且我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令。我和其他律师联系不多,你们说的这些律师我和他们交往不多,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我拒绝构陷其他律师。
律师: 除了让你牵扯这些律师以外,还有其他人吗?
谢:有。尹卓还点了好多公民的名字,比如长沙的欧彪锋、北京的翟岩民,还有很多人名我都不认识。尹卓等人要求我把他们牵扯出来,让我诬陷他们。他们还拿了很多欧彪锋的材料给我看,让我牵连、揭发他。提示我,让我说和他们有什么沟通,办什么什么事情之类的。我拒绝了。
律师: 你拒绝了尹卓之后,他怎么说?
谢:他很失望。过了一个周以后,他又找我,说“其他人你不讲也就罢了,我们请示了长沙公安局国保的主要负责人,湖南律师中蔡瑛和杨金柱,你如果能把他们的事情进行检举揭发,哪怕是一个人也可以,就会对你宽大处理,我们可以对你取保候审。”
律师: 你是如何回答的?
谢:我说我想立功,但是我和杨金柱交往不多,甚至在长沙都没有见过面,我想立功想检举揭发,但是我对他不了解,我没有材料可以检举揭发。对于蔡瑛律师,我虽然了解这个人,但是我们工作没有交集,我想立功想揭发检举,但我没有材料。我们在一起就是吃吃饭喝点酒而已,其他的没有交往。
律师: 这是你第二次拒绝尹卓,尹卓如何说?
谢:尹卓说这是给我的机会,我不珍惜,给我机会我不要,这是我自找挨整。
摘自:民生观察2017年1月19日陈建刚律师: 《会见谢阳笔录》纪实一



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2017年2月16日<<警借访民罗织江天勇罪名 江父起诉官媒遭驳回>>报道的关于中共警方借访民罗织江天勇罪名的报道:

警借访民罗织江天勇罪名 江父起诉官媒遭驳回

江天勇的律师和家人多次要求会见均遭拒绝,709案律师在被捕后的监居期间,遭到警方酷刑的消息近期不断曝光,使江天勇的家人更加担忧他的处境。

江天勇其中一位代理律师覃臣寿周四(16日)对本台披露,从一些渠道得悉,警方正在联系一些江天勇曾代理维权案件的访民,意图令这些访民,指控江天勇“利用弱势群体反对政府、政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构陷江天勇虚假维权、欺骗访民等,甚至将其他维权律师被抓之责推向江天勇。

据覃臣寿表示,当局操作手段非常恶劣,挑出一些因诉求在判案中未获得完全如愿处理的访民,利用他们对律师不满的情绪,使其作出不实的指控。

覃臣寿说:有访民被公安找了之后向我反馈这种情况,当局把江天勇关起来之后,肯定要罗织罪名,肯定是找江天勇以前办理的一些案子对那些访民做工作(夫)。律师接受委托后,代理案件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怪罪律师。当事人可以向律师协会、司法局投诉或直接起诉律师个人或律师事务所承担责任,而不是在此类案件中指控律师“教唆访民反对政府、教唆访民颠覆国家政权”。

覃臣寿又指,对江天勇罗织罪名的方法,在709案中已成当局惯常手段。去年8月709案第一批判案中,周世锋、胡石根等案例皆有访民指控证据。

覃臣寿说:他们在之前已经审判的案子中拿到一些方法了,挑动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也有一点挑拨律师之间关系的倾向或趋势。

江天勇另1位代理律师陈进学周四收到上海静安法院的民事裁定书,驳回江天勇父亲江良厚对澎湃新闻抹黑的起诉,理由是江良厚起诉的依据,是澎湃新闻对江天勇的报道,与原告没有直接关联。

江天勇在去年11月21日失踪后,包括澎湃新闻在内的官媒于12月16日发布统一新闻通稿,强调江天勇违规吊销牌照的律师形象,并指他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等。江良厚去年12月底控告多间媒体,上海静安区法院上月4日受理江父控告澎湃新闻的案件,亦是唯一受理抹黑案的法院。

江天勇的妻子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江天勇被控后,官媒、公安部、共青团联手抹黑构陷,各司法机关用尽违法方式阻挠律师会见,只有上海静安法院当时的受理是违一尚存的“法制之光”,如今这点希望亦破灭了。

金变玲说:唯一的一扇法制之门也给我关闭了,法律路径的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当局)现在纯粹是在纵容官媒来抹黑江天勇,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应该让江天勇出来和他们说话,他们为甚么不敢让律师会见江天勇呢?也不告诉我们江天勇关在哪里了呢?

金变玲表示,这个民事裁定书并未否定澎湃新闻显而易见的抹黑事实,他们将就案件继续上诉,亦将继续要求当局准许律师会见,不排除请江天勇亲自控诉官媒。
摘自: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2017年2月16日<<警借访民罗织江天勇罪名 江父起诉官媒遭驳回>>



中共安全机关酷刑强迫李和平自诬以及诬陷其他律师,但都被拒绝

“709大抓捕”行动中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今年4月28日,被天津二中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宣判过去11天后,被判缓刑的李和平终于回到了他位于北京的家中。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也终于在当晚与阔别近两年的丈夫团聚。

王峭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李和平消瘦得十分厉害,但精神状况不错。在被关押期间,李和平被强迫服用一种所谓的“高血压药”,吃完后会带来副作用。王峭岭还告诉记者,当局要求李和平自诬、以及指认其他律师,但都被拒绝。

王峭岭:“他的身体状况消瘦得很厉害。头发全白了,精神状况看着还行,说话没有像春富律师一样有语言障碍。他被关押的阶段消息几乎是封闭的,酷刑是一定的,还被强迫服药。
摘自: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2017年5月10日<<709大抓捕:李和平律师获释 在押期间遭强迫服药>>


谢阳被酷刑强迫认罪,释放后仍被中共安全机关控制

身在美国的“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5月7日发布长文,首次披露谢阳酷刑消息来源,并逐项反驳中央电视台谎言。此外,自5月7日起有多名湖南本地的异议人士收到国保通知,指谢阳案将在5月8日在长沙中院开庭,警告不许去围观。

陈桂秋在数千字的长文中提到多项此前未披露的信息,包括早在2016年7月,谢阳就首次向张重实律师描述了一些酷刑情况,以及谢阳被关押在国防科技大学时,在重病下遭殴打,向窗外大声喊叫求救;还有已经释放的人员、良心尚存的国保、公安等渠道均证实了谢阳遭受酷刑。

陈桂秋还列举了谢阳在关押期间受酷刑的细节,包括遭死刑犯蓄意用燃烧的烟头挑衅,被对方用手链打致头部受伤;被隔离、被禁止用钱、没有牙膏、手纸等。

这封公开信还逐条反驳了官媒央视拍摄的谢阳认罪及否认遭受酷刑的短片中的信息,并强调已清楚地公布了有关谢阳遭受酷刑信息来源,与江天勇律师毫无关系。质疑江天勇承认谢阳遭受酷刑是他编造的言论是在逼迫状态下说出的

陈桂秋还披露,央视指她因听信于江天勇的蛊惑,才拒绝与丈夫会见并非事实。情况是“2016年10月初,湖南省检察院的人与湖南省公安厅的国保,来到湖南大学,在我面前极其迅速地拿出一张纸晃了几秒钟后,立马收回去折叠进公文包。当我要求细看一下时,他们坚决不让我看了。他们说那是谢阳的亲笔,要我去看守所见一面。”因担心事有蹊跷,于是拒绝当局要求。

709案被捕律师江天勇的辩护律师陈进学接受本台采访时称,家人打破沉默力证谢阳遭受酷刑,当局已无法再掩盖真相,而从目前当局的动作来看,已传递出谢阳案陷入危险的信号:



“之前是为了保护辩护律师和给陈桂秋提供消息的一些人的安全,体制内尚存良心的国保警察保护他们安全,没有来披露。”

摘自: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2017年5月7日<<谢阳案开庭 谢阳当庭认罪否认酷刑 妻子声明>>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7年5月11日消息】今日,“709” 系列案之谢阳案的家属陈桂秋发文强烈怀疑声称于开庭后取保候审的丈夫谢阳被下药,以至于言行异常。据陈桂秋陈述,夫妻俩曾经通电话,但表现出诸多疑点以及错漏百出。

文中首先提到手机,陈桂秋称(最近)曾经帮谢阳买过手机,但谢阳弃用,表示他要自己办一张电话卡,公开地打电话,并称不要加密电话,他的所有电话都要公开的。接下来陈桂秋提到其爸爸(谢阳岳父)、妹妹以及妹夫都曾被关押,并被押解到泰国。陈桂秋又提到其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中国银行(账户)里的钱全部被清零,谢阳则回答他需要时间来验证上述事情。

至于谢阳目前身处的地方,陈桂秋向谢阳提出疑问,为何要到山(区)里面去?为何不去老家住或者回自己的家(长沙),谢阳回答他住在山里面是为了锻炼。

谢阳被关押已经快两年,但从电话中并不渴望听到妻女的声音,一直与两个女儿关系亲密的谢阳却在电话里匆匆两句就已经无话可说,陈桂秋形容谢阳被关押前与女儿们有说不完的话。

最后陈桂秋提到其想继续与谢阳通话,但谢阳称山庄即将关门,他需要休息。当陈桂秋向他表示可以回到房间去接听电话时,谢阳称不行,便匆忙挂掉电话。
由见及此,根据谢阳于电话中表现出的非比寻常,陈桂秋称强烈怀疑谢阳被下药。

据网友刘先生分析认为,谢阳被继续挟持是肯定的,至于有没有被下药很难十分确定,但异常情况的确有违常理。比如手机,谢阳强调不用妻子买的手机,又提到公开打电话以及不要加密的电话, 还有“所有电话都要公开的”  , 很明显有人监听其通话。对于陈桂秋提到的家人被关押以及银行账户被冻结清零,谢阳回答是“需要时间去验证”  ,很明显是有人逼迫他这样讲,按照常理丈夫不可能不相信妻子说的情况。最后情形也是最不可思议的,谢阳竟然用“山庄要关门了” 和“我要休息了”以及“不行”  来搪塞妻子并立即挂掉电话。刘先生认为谢阳与妻子通话时旁边一直有人在干扰和威胁他,从通话记录来看,谢阳目前还处于监控状态,谢阳本人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恐惧。
摘自:民生观察网2017年5月12日<<言行异常陈桂秋强烈怀疑谢阳被下药>>
现在中共江泽民集团把持的政法委安全机关竟然在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每天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竟然在2016年5月份左右,共安全机关向群众公开以"是习近平要把这个政治犯逮起来害死了",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安排煽动我家乡的中共党员镇村干部及原村民小组长等作诬陷我的假材料上报,并在2016年5月20日上午霍邱县公安局一个姓杜的国保通过我暂住地的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经济开发区分局遥观派出所找我,准备把我抓回霍邱县公安局害死的事实,我一家三口已十多年离开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在外暂住谋生,只回过几次家乡办事,都是在我二姐家住一夜就回暂住地了,就这中共江泽民集团也能让我家乡的公安国保警察作诬陷我的假材料上报中共最高层陷害我,如果中共中央最高层同意后,中共政法委掌控的安全机关就可以再次公开制造历史冤案把我逮起来谋杀害死了,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如此邪恶的政权了!尽管都是中共江泽民集团所为,但是这也都是中共体制的邪恶.....

从1993年至95年发生的安徽临泉"白庙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吕千荣因反映农民负担所受到的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是人类历史上的惊天奇冤,更验证了中共体制性的邪恶!

呼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中共中央,能够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深入进行政治改革,依宪依法治国,及时终结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腐败治国淫乱之国和对人民的维稳迫害政策,停止对维权人士和上访冤民等人民群众的监控迫害,为中国近两千万上访冤民的冤案平反昭雪,建设民主法治中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

附:
安徽临泉"白庙事件"

第三章:漫漫上访路——1 享受冷漠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这是共和国第四十五个诞辰。到处是欢歌笑语,到处是火爆的鞭炮声,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王俊彬,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里是河南省沈丘县留府镇李大庄,虽然离他的家乡只是近在咫尺,他却是有家不能归。

临泉县公安局于两个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达了《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虽把他的名字都给写错了,但他十分清楚,随着这个《通知》的到处散发,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声辩权,他已不可能再回临泉县申诉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诉无疑等于自投罗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让他感到伤心、震惊的是,二十多天之前,临泉县纪检委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他带人找党的上级组织,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其后果却是开除出党!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这一步,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农民,不仅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扰,还将承受着从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将早已“站起来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拦轿”的办法,在公路上拦截领导的车队喊冤。

“文革”结束那年才六岁的王俊彬,是在铺着阳光的新时期的大道上无忧无虑地走过来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开放,就是民主与法制。十八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呢,他就响应祖国的召唤,走进了军营,从此又多了几分军人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当他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更懂得随时随地维护党的决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显然不会像有的农民那样向谁屈膝下跪,他认为民主的权利不是靠谁恩赐的,他当然也不会去干出那种“冒死拦轿”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丧失了,惟独没有丧失的是民主的权利

他要申诉。

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向哪一个具体的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更为合适,他却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上端写出“诉状”二字。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一般只应该是部门的法人代表,一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一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当年刘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天堑防线,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朴的临泉人民,凭着勤劳的双手,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但由于人口的众多,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堪称“华夏第一县”;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王俊彬就出生在这个贫困县最贫困的白庙镇。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2001年的冬天走进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过去,没有一家乡镇企业,田里种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葱和大白菜,很多年以来,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村庄旁边不远,有一条公路直通外省,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着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我们一问价钱,不免吃了一惊,一斤仅卖六分钱,一板车葱也就抵个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一点,也只卖到一斤一角钱。然而,就是这么便宜的蔬菜,种菜的人还舍不得吃。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菜,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一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赚了一毛钱吗?”

 2001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说,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过八毛钱,谁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地步,县、镇、村还是层层加码,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这种巧取豪夺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东和王洪超,他觉得总要有人敢站出来替大伙说句公道话。王向东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特别是王洪超,提到乱摊派,他就恼得直摔头,简直就是深恶痛绝。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一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每家要收六块钱的“建校费”。村里学校校舍好好儿的,没有一间危房,怎么又冒出个“建校费”呢?王洪超的母亲想不明白,也掏不出这六块钱,就说:“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话音刚落,高建军搬起电视机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门说:“家里没人,你们这么搬东西,合来不合来呀?”她说的是当地话,是在查问村支书这么干“划算不划算”。

因为高建军与王洪超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她想不到高建军当上了支书就会干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来。谁知,高建军理也不理,扬长而去。

王洪超后来知道村支书抱电视机的事,气得直骂娘。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计,决定先去镇里讨个说法。当时,他们三个人想得都过于简单:既然有党的“减负”政策,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再说向上级机关反映下情,这也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差不多是怀着无比信赖的心情,去找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寻求组织上的帮助的。他们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让他们刻骨铭心,在镇党委办公室,他们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

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不闻不问,助长了村支书高建军的肆无忌惮。当高建军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电视机的事情也告到了镇里,恼羞成怒,不仅拒不归还,还再次明目张胆地闯进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辆自行车。

欠交所谓的六块钱的“建校费”,竟然抱走一台电视机还觉不够,又推走人家自行车,这事显然做得太过分,一下激起了公愤。于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来。纷纷向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提供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人证物证。

我们在王洪超家就见到过当年村民们的三份证据。一份是盖有“临泉县白庙镇人民政府”大印的“农民负担税费卡”,卡上承包耕地的亩数明显有改动的痕迹,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亩四七”改作“六亩八五”,涂抹了之后,又写成“六亩八七”。涂改承包耕地亩数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提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各项应交的税金。至于卡上填写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数字,更是叫人雾里看花:两组十四项“应付费用”款,数字是十分具体的,但其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村民交这么多?谁也说不清。总之,十四项钱款加起来,应该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计”栏里也是这么填写的,却不知为什么,又用红笔给杠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盖有“临泉县白庙镇邵营村民委员会”大印的“农民承担费用收款收据”上,“乡统筹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变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钱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还在这份收据的空白处写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据为准其他单据作废。”就是说,再加上“应交”的税金,这户农民总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户农民提供出的又一张油印的“邵营行政村农户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单”,无疑应该被看做是“作废”的“其他单据”,“通知单”上通知午季必须交纳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数字不仅又变成了“六亩八八”,应交税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变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税费卡”,两本不同的账。一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一文钱不能少;一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使他们大感意外的是,在县里,他们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于是,三人横下一条心,决定去找一把手。

“我们要见张西德同志。”他们认为,县委书记是全县党组织中最高的领导,党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会看着下边公开违背党的减负政策不管不问的。

但是办公室的同志诧异地抬起头,发现闯进来的是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很不耐烦地说:“知道张西德是谁吗?”

“县委书记呀!”

“你们是哪里的?”

 “白庙王营的。”

 对方一听就奚落道:“县委书记也是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见的吗?王营村的事,你们应该找白庙镇党委和政府去解决。”

“可是镇里不问。”

“他不问,你们就来找县委书记?如果全县所有村都像你们王营,有事没事就跑到县里找书记,这县委书记还能干吗?”

三个人全傻了眼。

王向东的脑子来得快,忍不住地问:“镇里不管,你说不找县委领导找谁?”

对方一下站了起来,冲动地扇着两臂,像轰赶一群鸭子似的大声喊道:“去去去,我们还有事!”

有着几分心计的王洪超,一直没言声,这时冷静地说道:“我们要求县委落实中央‘减负’的政策!”

“谁不给你落实,你去找谁!”

“我们就找张西德书记!”王洪超声音不大,却说得十分坚定。

“不行!”

“为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对方终于把话说死了。

 对方冷嘲热讽道:“快走!否则,这种态度都不会再有!”

从县委大院走出来的时候,三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王洪超后来谈到走出县委那一瞬,他强烈地感觉到,原来心中一种最圣洁的情感,忽然间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极了。

回村后,村民们凑在一起开了个会。大伙都觉得,既然三个人去县里反映问题,势单力薄,得不到重视,那就各家各户能去的都去。这以后,王营村三百多村民一齐出动,坐着十几辆农用车和四轮拖拉机,浩浩荡荡开进县城。

然而,人多势众,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引起县委更大的反感,说他们这是在“聚众闹事”。几次受挫之后,村民们感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临泉县已毫无解决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找地区,二是去省里,再就是直接进京。去地区和去省里,不少人都表示心中无底,因为无论地区还是省里,都与临泉县委和县政府有着太多的联系,不能说他们就一定会是“官官相护”,但把上访的材料层层下批,最后又批到被上访人手里的事,却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故事,当今的报纸、广播、电视上已屡见不鲜。假如是那样,人家指个兔子叫撵,一圈撵下来,不说村民们的时间和精力赔不起,也没有那些钱朝外拿呀!

大伙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到了后来,意见就渐渐集中起来,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去找党中央、国务院!因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同咱底下农民的心贴得最近!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样“越级告状”,将会承担很大风险。一个严峻的事实是:进京上访,反映白庙镇和王营村的问题,客观上看,告的却是临泉县的“黑状”。至少说明,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给党抹了黑,是为国家添了乱。县委书记张西德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

提到张西德,大伙在临泉县的电视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说话爱挥手;做报告的稿子可能是秘书们给写的,文辞还可以,可他一到脱稿讲话时,就没有了一点文雅气,说的话跟个粗人没啥两样。一次会上,在强调计划生育不准超生的时候,张西德竟挥着拳头信口开河道:“我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说得大家全伸舌头。这句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话,被流传得很广,谁听了,谁脊背发凉。

总之进京上访,前途难卜,谁有能力有胆识担当此任呢?

大伙心里当然全清楚,只是谁也不忍心先开口。推选进京的代表时,村民们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年轻而又有文化的后生。 

第三章:漫漫上访路——2 感受温差

一九九三年年尾最寒冷的一天,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经过简单的准备,把收集上来的“三乱”证据小心地整理停当,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当三人第一次步入北京车站的月台,一种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来到母亲怀抱的冲动,使得他们异样的激奋。他们多么想去看看魂萦梦绕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看看雄伟壮观的英雄纪念碑和金水桥畔的华表、看看中南海的红墙啊,但是,他们知道大伙凑出的这点上访经费来得太不容易,一角一分都必须花在当紧的地方。

在中办国办信访局,他们受到热情的接待,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接待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情况反映,还就他们提出的问题,允诺将很快给安徽有关部门发去专函,促成这事的调查处理。

北京如此严寒的气候,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没有碰到过的,迎面卷过来的又冷又硬的风,直扎肌骨,但三人的心里却都像揣进个腾腾燃烧的火炉子,打心里往外冒着热气。

“既然来了,”王洪超说,“能找的地方咱都找一找,不枉此行。”

于是三人一路问过去,又跑了一趟国家农业部。

在农业部的信访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亲切与温暖。接待站的同志听了他们反映的问题,看了他们带去的证据,当场就明确表态:白庙镇和王营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主动为他们开出介绍信,要他们回到安徽后,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省农委的一个单位。

信访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门,还送了一本《减轻农民负担劳务管理法》的小册子,分手时,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边照样胡搞,怎么得了!”一句话说得三人的心不由一热。

尽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们都沉浸在无比的亢奋与激动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奋与激动的同时,又有一种异样的酸楚,不时会从心里毫无准备地冒出来,破坏着他们的好心情。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当时三人都说不清,此刻,列车远离北京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北京虽好,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毕竟是临泉县白庙镇人,他们的命运更多地还是掌握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庙镇王营村个别人的手里。

只要他们还从属临泉县白庙镇的权力磁场之内,纵使远离千里万里,也逃不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想,一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经到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减负办的同志听了三人的陈述,十分重视,也觉得问题严重,当即写了一封态度十分明确的函,希望他们亲自交给临泉县减负办。临分手时,也送了一本他们自己汇编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历次做出的具体规定。

走出农业厅大楼时,三人在京曾有过的那种亢奋与激动,再次溢满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识地回头看看这座已经相当陈旧的建筑,心中油然荡起一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间,他们还找了一趟省纪委。省纪委接待的同志也相当重视,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他们会过问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再次走进临泉县委办公室。他们出示了国家农业部和安徽省减负办的有关信函,这一次,办公室的人没有再刁难。显然,这时的临泉县委,已经接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公函;县委书记张西德,也知道了白庙镇王营村村民代表把他们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并当场给白庙镇党委、镇政府写了个便条。写道:

“邵营行政村王营自然村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请努力做好工作,抓紧时间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群众。”

三人接过县委书记的条子,认真看了看。因为字比较潦草,有的字写得也不规范,看了一会才闹清上面的内容。不过,又好生纳闷:“多提的款”,这是个什么概念?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的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够像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减负办那样,按照党中央文件规定的精神,指出这件事的严肃性?既然下决心要镇里解决,为何不通过组织的程序,而是随手写了个白纸条子交于上访群众?再说,“群众上访”了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来找县委,县委就是装聋作哑;如今,上边批下来了,马上“笑脸相迎”,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

 不管怎么说,从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开始上访,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县委书记“签字画押”,前前后后折腾了八十九天,总算看到了结果。当村民们听说张西德书记表态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一个村子顿时沸腾了。

可以想到,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镇长马骏看到张西德的“手谕”,心情是何等复杂。他们当然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闹到这一步,不用说,是他们为县委、县政府捅了娄子。不过,村民们拿到的,毕竟只是一张白条,细细揣摩,他们既从张西德的“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一句中听到了不满,却也从“请努力做好工作”这句话上读出了县委书记的无奈。

白庙镇不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不行了。这时,县纪委在地区纪检委的督促下,也组成了调查组开进白庙镇,对镇村“减负”的问题立案调查。其实,只要查,许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县纪委调查组只是查了一下镇村两级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统筹”的账,就发现了十一万多元的农民负担问题。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在帮助村里的自查中,不但发现村里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经费的开支也极其随便,莫名其妙的单据太多,还发现镇里随意平调或挪用村里的提留款及集体资金也十分严重,甚至将镇村两级的调款情况,合做在一张表格上,仅“一九九三年秋季调款”,查出的明明是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调款表格”上,竟然就变成了三万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这一笔,就隐瞒了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镇村干部徇私舞弊的恶劣行为,引起王营村广大村民极大的愤慨,但是,从县委书记为村民代表写出便条算起,在长达六十二天的时间里,行政村只退回给村民点“皮毛”,而且,在此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就不能不让王营村村民甚感不安。一件是,领头上访的王俊彬,此前一直为镇的土地管理所聘用,这当儿被突然解雇;再就是,王向东和王洪超接到镇里的通知,要他们去镇机关“清算账目”,二人刚进镇政府的大门,就被早有准备的机关人员一顿毒打。

退款不过是虚晃一枪,打击报复却动了真格的,王营村的村民们,忍无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几百人的队伍,找到县城,要求张书记履行他给大家的承诺。

张西德一看来了这么多村民,而且带有明显责怪的口吻,首先就变了脸,再不提如数退给加重农民负担的那部分钱款的事。他的话一下就变得十分严厉,也很难听:“有本事,你们只管狠狠地闹,我就是不给你们处理!”

村民们问:“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吗?”

 张西德越发火冒三丈地说道:“有本事你们就往上找!”

张西德显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声大嗓门地喊道:“你们尽管给我闹,闹得越大,我才越好处理!”

村民们百般无奈,于是又去找县纪委。因为县纪委曾经派出过调查组,并且查出了白庙镇和王营村“提留统筹”上的不少问题。可是,纪委书记李树成听说下面就是不愿清退多收的钱款,也无可奈何地说道:“我让他们退,他们不退,我又有什么办法?”

主管一个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书记,对下面干部的胡作非为感到无能为力;统管全面工作的县委书记又是这样蛮横不讲理,村民们感到难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气愤。

不过,这时候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他们表现得十分冷静。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人下了也许是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心:一定要和这些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的人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县城回来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一个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栗的消息,这消息,是白庙镇派出所的指导员施灿洲透露给他的,王洪超同施灿洲私下交情不错。这年三月三十日这一天,施灿洲把他拉到一边,悄悄给他打招呼:“你不要再插手上访的事了。”还用了当地一句土话,叫他“赶快‘薅手’”,意思是说“赶快收手”;并严肃地提醒道:“马上要抓人!”

当时,王洪超心中一惊。他知道施指导员不是和他开玩笑,也不是在吓唬他。他一点不敢怠慢地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王向东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东听了似信似疑,却也不得不马上通报给广大村民。

一时间,王营村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巡逻队,以防不测;王洪超干脆把村子里的广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村民们虽然思想上有了准备,却没有想到“抓人”的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第三章:漫漫上访路——3 天高皇帝远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已是十一点多钟了,这在有着夜生活的城市里或许不算太迟,但在这偏僻的王营,村民们差不多全都熄灯上床了。就这当儿,一辆客货两用车鬼鬼祟祟开进了村。

车在村西头悄然无声地停下之后,打上面跳下五个人。事后才知道,他们分别是白庙镇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民警王树魁、张复春,治安队员王俊和刘凯。他们交头接耳一番后,五人就行动诡秘地向村中摸去。

他们的出现,立即引起巡逻的村民的注意,于是远远地尾随着。后来发现这些人,尽在领头上访的几个村民代表家的门口探听动静,有几次竟试着上前推门,这更引起村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门,边敲边喊:“村里来了几个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当时正住在王洪超家里,门外的响声首先把她惊醒了,她一个激灵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村里来了偷偷摸摸的人,冲到放有广播器材的房间,打开开关就喊起来:“王营来贼了!王营的老少爷们,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让他们跑了!”

夜深人静,广播的喇叭声立刻把一村人惊醒了。听说村里来了贼,一个个飞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家伙就奔出了门。

 骤然响起的喇叭声,首先就把跟来的两个治安队员吓坏了,知道这次的秘密行动被暴露,村民们最恨的就是跟着干坏事的治安队员,骂他们是“二鬼子”,一旦被村民们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还好讲,他们可就惨了,于是二人便像一对受惊的兔子,夺路而逃。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听到响声,料定事情不妙,连丢在村头的车子也顾不上了,立即调转身子,高一脚低一脚,摸着黑,慌不择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民警王树魁、张复春以及司机赵灿龙因为躲避不及,最后被村民们一个个分割包围。

村民们喝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

一个民警说:“我们是瓦店的……”

另一个民警说:“我们是……黄岭的。”

三个人竟有了三样说法,这自然更引起大伙的怀疑。

王营村地处安徽和河南两省边界,王营小学校长王天基住的村西头,屋外的小路就是河南省沈丘县和安徽省临泉县两省两县的地界,有人说王校长的孩子出门撒泡尿,就浇湿了两个省和两个县的地皮。处在这么个偏僻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带,突然冒出三个来路不明之人,三人又是三样说法,其中还有穿警服的,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村民们的警觉。怀疑这是一伙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乘着深更半夜冒充民警暗中打劫的刁徒。

村民要求每人拿出证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一下,三个人变得越发紧张起来,趁着混乱,落荒而逃。这一逃,村民就觉得问题更大,当然更不能放过,当即追了上去。

三个拼命逃窜的人,因为没有村民们的路熟,眼看难以逃脱了,这时,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从腰间拔出手枪来,指着追到面前的村民凶狠地喝道:“不许动!再追,我可就开枪了!”

村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一跳,纷纷站住。

正在狂奔的另外两个人,发现村民站住了,也就停了下来。

村民们人多势众,面对枪口并不怕,倒是更加肯定这是一伙乘夜打劫的刁徒。情况明摆着:既然谎称是“城丝绸厂”来王营“联系业务”的,城怎么就变出手枪了?如果真的是民警,又为什么要说是“城丝绸厂”的人?而且,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再说干吗要逃,慌慌张张连个汽车也不要了?

村民盯着司机问:“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司机吞吞吐吐不敢说。

村民们不再怀疑了,他们首先采取了自卫,上去解除了对方手中的凶器对大伙的威胁。他们甚至认为,对准大伙的这支手枪,和那套警服一样,肯定都是假的。几个村民扑上去,就把对方的枪支打掉了。接着,愤怒的村民对他们认为是打劫的刁徒一顿痛打。

直到尝到了苦头,司机赵灿龙才说了实话:“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辆仪征车,给了我十块钱,一盒渡江烟,叫我开车来抓人。”

说着,忙把口袋里的十块钱和一包烟交出来,求村民们放他一码。

村民们听说这其中真来了抓人的民警,忙问王树魁和张复春,二人只得坦白:“我们是白庙镇派出所的。”

村民一听,炸了营:

“你们凭哪一条来抓上访代表?”

“抓人为啥偷偷摸摸?”

“你们明明是白庙派出所的,为啥要说是‘瓦店’的、‘黄岭’的、‘城丝绸厂’的;为啥一追问就逃?”

问得两人一时语塞。

村民们显然不会放过:“说!”

一个小声解释:“我们是来抓赌的。”

一个却说:“我们是来巡逻的。”

这么一说,更糟糕。来抓赌,为什么专找村民代表的家,显然不能自圆其说;说是“巡逻”,就更是睁着眼说瞎话了。因为从解放的那一天算起,四十五个年头了,王营村的父老乡亲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啥时下乡巡逻过。早不巡逻,晚不巡逻,镇里刚为王营清退了一点点加重农民负担的多收款,就“巡逻”到了王营?又偏偏是摸着上访代表家的门鼻子夜半“巡逻”。

村民们越听越冒火:“巡逻为什么不开警车?”

这时村民们才发现,这几人全喝多了“猫尿”,一个个酒气熏人。农村派出所的许多公安人员,本来就没给群众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与村匪路霸吃到了一块去,啥坏事都干得出来。为防止对方借着酒性胡作非为,村民们搜走了他们随身带来的手枪和手铐。特别是发现有四副手铐后,进一步证实司机吐露的是实情:他们确实是心怀鬼胎来抓村民上访代表的。想要抓的四个人,不用问,这就是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外加一个王洪钦。

村民们越说越来气,七手八脚就把租来抓人的那辆车给砸了。

这就是后来被临泉县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被村民王来治称为“大个子”的民警张复春,在王来治的追问下,他曾懊恼地承认:“谁知道你们庄是有准备的,谁叫我和王树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

他承认这酒是在王天玉那儿喝的,王天玉是王营村与县里某些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一个人。蹊跷的是,王营村村民后来写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上特别指出,当夜少数村民情绪激烈,并非事出无因:混乱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干部的带动下,一拥而上,发生了冲突,车也砸了,人也打了,枪也打掉了。”两个关键的地方都有这个王天玉!这或许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给端了出来。

总之,民警王树魁和“租来的”司机赵灿龙,不久一个个狼狈地逃出村去;被说是“打成重伤”的大个子民警张复春,这时候的酒性早就被惊醒了,他逃得最快,几个青年农民追了一截地都没撵上。后来,村民王洪军把民警们丢下的枪支、子弹和手铐,集中起来交给了镇武装部长王东良,王东良就是王营人,当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过后,村民们便陆陆续续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觉了。谁也想象不到,一觉醒来,当县委书记张西德知道了这件事,这事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尽管白庙镇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员及两名治安队员都早已回所,枪支、子弹和手铐也都完璧归赵,但是,临泉县委却仍向地委谎报军情,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由,于四月三日上午,对王营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镇压!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警车,惊天动地从县城开出。

车上驾着机枪,一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里拿着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啸。

这支拥有现代化武装的队伍,抵达王营村前,来了个“先声夺人”,他们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营村人不得外出!”显然这并非是聪明之举。他们忘了王营村所处的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一喊叫,有着一千多口人的王营村,村民们闻风而逃,逃起来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后面,就是河南省管辖的地带了。警车进村,村子里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当然有不跑的。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从未参加过上访的,或只是外省来走亲戚的。他们认为这事与他们无关。也有极个别跟着上过访的,觉得不过就是“随大流”,不会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里没有跑。

谁知,公安武警一进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连一个走亲戚的外村的小学生也不放过。

一时间,到处是拳打脚踢声,东西的摔砸声,大人的哀求声,小孩的哭喊声,鸡飞狗叫猪跳墙的吵闹声。

王洪岭的妻子周敏,从来没有参加过上访,公安人员扑上去要抓她,站在一旁的已是七十多岁的王洪彬只是说了一句气话:“挨着谁,你抓谁;她一个女同志啥啥没参加,你们抓她干啥?”话音未落,一电棍就打在他的脸上,顿时血流满面,昏死过去。

五保户老人王永臣当时吓呆了,他只是站在边上一动没动,也被几个公安打得口吐鲜血,拖上警车。

毫无疑问,上访代表的家成为重点打砸对象。他们家的锅碗瓢盆全被捣碎,连灶台烟囱也被推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抄了王洪超的家仍不罢休,还把王洪超买来的四箱八千包老鼠药,砸烂以后都倒进了麦囤子里,并恶狠狠地用大锨使劲搅拌,之后这才离去。

四月三日当场被抓的十二个人,其实大都是与上访或与所谓的“四二”事件无关的一些老人与妇女,还有外村走亲戚的女孩子,以及河南省临县的学生。

对这种荒唐而血腥的镇压,临泉县委工作组在《致王营自然村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中大肆宣传:“地委秦书记指出,‘四二’事件的反馈是及时的,处理是正确的,不应该有什么非议,应当充分肯定;县委考虑是很细的,是依法办事的。”甚至,言之凿凿:“对此,中办国办信访局、省、地领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这件事发生的七年之后,我们采访了王永明。王永明是王营村的村委,是与村民上访八竿子也扯不上的一个忠厚的农民。警车进村时,他正忙在猪圈里,他想不到要跑,就是看到公安武警气势汹汹走来时,仍觉得即便是把村里人抓光了也抓不到他,他照样在垒他的猪圈。

一个武警突然指着他问一群公安:“这人抓不抓?”

一个公安马上接话:“抓走!”

就见那个武警顿时扑过来,连抓带搡就把他赶进了警车。

王永明从没见过这阵势,他一下惊傻了。在白庙派出所,他和被抓去的所有的人,都被绳子五花大绑,手表不知怎么也没有了,接着就是无缘无故地被打了一个多小时。他亲眼看到,警察竟用开水从同他们理论的王洪艳的头上浇下去,浇得王洪艳嗷嗷叫,叫得已经不是人的声音。

他当时怕极了,挨打得再厉害,也不敢吭一声。

押到临泉县看守所时,一下车,一个个就被打跪在地,任警察用高压线作的鞭子劈头盖脸地抽个够。直到他们抽累了,就给每人的双脚戴上大镣,戴镣还要自己掏腰包,每个人付了七块钱。那镣足有八斤多重,戴上后就逼着你在大院里跑上三圈,跑不动就打。

当天晚上,他们都被关进号子里,号子的顶棚上有个洞,守在上面的警察斥责着,要王永明把手从洞里伸上去,王永明不知道警察为什么要他这样做,却又不敢不去做,他刚把右手伸出洞口,一只大皮鞋就照着手上跺下来,痛得他差点背过气。可他依然不敢把手抽回来,生怕那样会招惹出更大的祸害。就这样,他一声不敢哼,手被扎心痛地跺了又跺,直到寻找发泄的那个警察不想再跺了,他这才小心地抽回手。

又过了两天,王永明就跟死刑犯关在了一起。已经绝望了的死刑犯,更是把他视为发泄的对象,一次次神经质地扑过来,撕他,捶他,揪他的头发,敲他的脑袋,警察看了却只当没看见,直到他被打得趴在地上苦苦哀求,死刑犯才算住了手。

王永明前后被关了八天,放出来的时候不仅不给个“说法”,还逼迫交出八天的生活费。走出看守所时,又被厉声警告:“出去不准乱说!”

已经过去七年多了,王永明双脚上至今留有清晰可见的大镣啃烂过的伤痕…… 

第三章:漫漫上访路——4 上访有罪

王营村绝大多数村民因为逃到河南省的地界,侥幸躲过了这一劫难,但没有人再敢回到王营村去。一千多村民流落在外,夜里只能和衣而眠,就睡在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的野地里,稍有点儿风吹草动,也会惊恐万状地向河南省逃去。即便就是大着胆子,偷偷回村看看家,也像做贼似的。庄稼荒了不说,改革开放十多年辛辛苦苦添置起来的家当,遭到趁火打劫者的偷盗,许多农户损失惨重。

逃到河南省沈丘县去的村民代表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和王洪钦,这天,在沈丘县的留福镇终于碰头了。他们发现,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这个边远的小镇上也进行了布控。

四人觉得已经别无选择,作为村民代表,他们必须尽快地把发生在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的真相,报告中央。

 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东、王洪超和王洪钦三人,在众多村民的掩护下躲过了临泉县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一辆去河南省沈丘县城的公交车。三人经沈丘赶往郑州,然后转乘火车直奔北京。

王向东和王洪超这是第二次进京了,算是“轻车熟路”了,下车便直奔设在永定门一带的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谁知,住下不到半点钟,他们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临泉县公安局派来的警员抓个正着。

公开逮捕他们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乱中抢走公安人员“五四”手枪两支、子弹十五发,准备在北京制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三人大声地抗议着,怒斥对方这样做太卑鄙,完全是无耻的陷害,是一种十分恶劣的打击报复。但是,即使他们周身长满了嘴巴,在手续完备的执法人员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后,没有被押往临泉县,而是关进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老家的太和县。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两个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变得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反铐起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就那么被铐着。吃饭时,铐在背后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顿饭就只能像猪狗一样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着的一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半夜醒来,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应该说,严刑拷打的各种画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影、电视或是小说上见到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这叫他难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与绝望。

临泉县政协副主席于广轩拍案而起了。

当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别是了解到发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临泉县公安机关竟然也敢明目张胆地编织谎言,逮捕前往上访的农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决定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揭露临泉县委某些人拒不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减负政策,残酷打击报复农民群众的犯罪行为。

这天,他利用一个星期日,乘车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县邮政局,他给江总书记拍了一个长长的电报。拍这份电报,花去了全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

他把调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县邮政局的工作同志知道这份电报的分量,知道大老远跑到外省拍发这种电文的良苦用心。但是电文所反映的,毕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县的事,因为与她所在的地方无关,自然可以泰然处之。

于广轩的电报,当天就被河南新蔡邮局发往北京。

可是,于广轩没有想到,这份电报由各级党委政府层层批转下来,最后,竟然到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的手里。

张西德勃然大怒。

他责令县公安局立即进行排查,限期侦破给中央领导反映“白庙事件”真相的这个人。

公安人员确实费了一番脑筋。因为,于广轩在拍这份电报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结局,他在电文的落款处留了一手,并没有注出真实姓名,而是借用了已经被捕的王营村村民代表王洪钦的名字;虽是借用名字,他却又在“王洪钦”三个字的前面,标上了“王营村退休干部”几个字,这样,材料似出自事发之地,给人确可信据之感,同时又虚晃一枪,设置点迷雾,给那些按图索骥者增加点困难。

临泉县公安局已将王洪钦在京抓获,现就同王向东、王洪超一道关押在太和县,吃喝拉撒睡双手都被从背后反铐着,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从看守人员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县去发这样的电报。因此,电报上虽然写着王洪钦的名字,王洪钦首先还是被排除了,于是公安人员就在“王营村退休干部”上寻找线索。然而,查遍王营,也没发现有一个“退休干部”,最后就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了县供销社下属一个联营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尽管“退休工人”与“退休干部”完全是两码事,临泉县公安局还是认定那事就是王洪章干的。这天,联营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单位领工资,很久没有发工资了,听到这消息,王洪章当即兴高采烈地奔县城而去,一进单位,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扑倒在地。为防止意外,也没将王洪章关押在本县的看守所。但是,因为王洪章压根儿就不知道电报是怎么回事,被打得皮开肉绽了,他还是说不知道。公安人员对这样的口供不可能会满意,一口咬定他是个沙锅里煮驴头的主儿,肉烂了嘴还是硬的,于是就把他往死里整。

 四月二日那一天因为替兄弟媳妇周敏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被公安用电棍打得血流满面的王洪彬,至今还躺在床上;现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岭割头不换颈儿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关进看守所时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脚铐,也受尽了折磨。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发生在王洪岭的身边,使得只想安安稳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王洪岭,也终于拍案而起了!

在这之前,王洪岭一直在河南省沈丘县留福镇上的铜管厂打工,每月有着一千多元的丰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辞去铜管厂的工作,拼出性命要为王营村的父老兄弟讨个公道!这一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协同村民代表王俊彬,冲破临泉县在省内省外设下的重重暗卡,带领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达北京。

王营村这次是集体进京上访,在整个临泉县引起了巨大反响,县委书记张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营村村民对不堪重负的强烈不满,显然还是相信高压乃至镇压,才是杜绝上访最有效的办法。

于是,他派出了有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的县委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进了王营村。一下去了这么多人,生活费以及烟酒费,又全叫当地的干部群众摊派,这使得已经十分困难的王营村民,雪上加霜。吃饱喝足了的工作队员,像“文革”那会一样,开着架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村子里哇啦哇啦到处转,搞得王营人人自危,连邻省的老百姓也过不上安静的日子。

与此同时,临泉县公安局印成传单一样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处张贴。不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还措词严厉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属及亲属们”,大有“一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样子。

接着县纪委就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没过多久,县委再次调遣二百余人,分乘大小机动车三十余辆,包围了王营村,扬言要开万人大会,对上访的群众来一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严重,正值抗旱关键时刻,提心吊胆陆续回村的王营村民,不得不又四处逃散,以致千余亩玉米几尽绝收。

接下来,临泉县法院就对王向东和王洪超公开审判。开庭那天,县法院事先虽然进行了周密的防范,法庭内外到处布满了武装法警,王营村的村民听说县里要公审他们的上访代表,一个个都站了出来,呼啦啦涌来了六七百号人。当检察官宣读王向东和王洪超的“罪恶事实”时,村民们全然不顾法庭的纪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高喊道:

“你们这是诬告、陷害!”

“他们冤枉!”

 “我们要求放人!”

“坚决惩办镇压群众的真正凶手!”

法庭上大乱。

这种“炸庭”的场面,在临泉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官和法警全都变得手足无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枪荷弹的法警们怕事态进一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离。审判长也只好中途宣布休庭。

其实,法官们十分清楚,藐视法律的显然不仅是这些“炸庭”的农民。人民法院是我国国家审判机关,有权确定任何一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质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发生不久,县委工作组就已经将其定性为“非法拘禁公安干警的刑事案件”;县公安局到处张贴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将其称为“打砸抢”,甚至提到了“大肆进行反动宣传”的高度;县纪委做出的《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中,也明确地将其界定为“已构成抢劫罪”。显而易见,县委工作组、县公安局和县纪委都在县法院正式审理之前,就各自确定了“违法犯罪分子”的性质,这本身就是一种无视法律的违法行为。

如果临泉县法院不给抓到的上访代表安个罪名,判上两年,这对当时的临泉县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县法院中途休庭之后再没有重新公开审理,却于这年的十二月一日,以“妨碍公务罪”,判处王向东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样罪名,判处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至于二人究竟“妨碍”了什么“公务”,判决书竟比天书还难让人读懂。

第三章:漫漫上访路——5 逼上梁山

王洪超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之后,被“判一缓二”放出,终于又回到了王营。回村才知道,县里在对王营村清剿时,不仅把他家彻底砸光了,还把他买来的那八千包老鼠药,拌进了麦囤里,使得五千多斤粮食染有剧毒不能食用。妻子李兰当场吓出精神病;女儿王玲玲也由于受到刺激,无法继续读书,至今呆在家里,不能听到警车的响声,警笛一鸣马上犯病。

王洪超望着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泪流满面。他想起了过去在报纸上读到过的一位信访工作人员说的一段话:“历史上的农民首先选择告状,今天的农民首先选择上访,他们首先都致力于寻找一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当前农民的直接抵抗特别是有组织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温和的上访努力失败之后,原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变得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如果说农民上访中有过火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批评教育问题,这和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地包庇那些证据确凿的腐败村官、乡镇干部相比,对农民的做法是太过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场太‘鲜明’了!

当时看到这段话,王洪超确确实实被感动了。但是,此时此刻,王洪超想到这段话时不仅感到的是亲切,更多的还是吃惊,他发现那位信访工作者的论断,就像在评说临泉县眼前发生的事情。

他想,临泉县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访局接济站抓他们三个上访代表,肯定编造出的谎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给欺骗了。于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立即去为妻子女儿寻医治病,而是再次进京,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一切不实之词。想到了这一层,就不禁想到县法院开庭时,作为公诉人的县检察院在法庭上宣读的那些证人证词。

王洪超开始行动了。他分别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全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县法院开庭时邵喜英并未出庭,村民回来告诉她,说庭上宣读了她的一份证词,邵喜英听了吃了一惊。她说,“四二”那天,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觉了,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不可能写出啥证据,也从没在啥材料上按过手印。她不安地说:“如果真有我的证据,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来治说,县公安局来的人曾找过他,拿出两份复印材料让他看,他说他不识字,对方就念着材料上的名单问他:“你们村有没有这些人?”他说:“有。”对方就又写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材料上写的啥,他不愿按。这时,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走过来说:“该按的就要按,保证没你的事!”有韩书记的这句话,他就在公安人员带来的材料上和现写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几个上访代表“罪状”的“证词”。

王海潮更是气愤。他根本就没说过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曾殴打过公安民警,他的“证据”纯属捏造。他说,我说的时候他们在记,记了些啥也不念给我听,就让我按了手印,谁知开庭时一宣读,内容全变了!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设圈套让人钻,他们这是栽赃!

被指控参预了“四二”事件“打砸抢”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别愤然地写出了申诉材料,说明他们当时压根就不在村里,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山西,两人都在外地打工,这种狗屁“证词”实在是无中生有

面对这些证人真正的证词,王洪超感到万分震惊。

这已到了一九九四年最后的日子,心中揣了一盆火的王洪超,迎着岁末寒彻肌骨的西北风,领着七十三位王营村的父老乡亲,第四次踏上进京的列车。

他们暂且把“农民负担”放置一边,专程赴京控诉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镇压无辜群众的血腥罪行。

张西德得知王营村民又一次集体进京上访,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宁愿舍掉一条胳膊,也要和你们干到底!”

但是,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调查行动,因为调查组既然有临泉县委参加进来,去调查临泉县委本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四二”事件,其结果的客观性注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们看到了由这个联合调查组抄报给中央信访局的一份《书面回访材料》,材料上不仅回避了国家减负政策的有关规定,只字不提王营村农民负担是否过重,罗列出的许多数字也是混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性质,甚至公然包庇镇、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如,一九九二年村里“上交镇”十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多元,这些钱干什么用了?该不该由村里出?均不作说明。如,多处出现钱款的去向是“还前任村班子贷款”,或是“其他贷款”,而且数目巨大,这些贷款究竟是被村干部贪污了,还是挪用了?为什么这种不明去向的贷款要村民们摊派?均一字不提。总之,《书面回访材料》上大都是些糊涂账,“省地县调查组”却又有着惊人的结论:“账目账面处理清晰,没有发现村干部的贪污问题。”

调查组不仅按照临泉县委对“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径向中央信访局作了“汇报”,依然将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王洪钦、王洪章、王洪军六人统统称作“罪犯”;王洪超一出看守所,就再次带人进京上访,《书面回访材料》上却写道:“判决书送达两被告后,两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访。”

这种官官相护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中央信访局,中央信访局没有理由不相信有着省、地、县三级党的组织派出的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所以,王洪超这次带领农民再次进京上访,虽然没有像上次那样,在中央信访局的接济站被抓,却也只能是无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也跟县里一个鼻孔出气,这使得王营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随之而来的新春佳节,村子里没有了一点儿喜庆的气氛。开春过后,正是各地农村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批的王营人却相继离开了临泉县,纷纷去外埠打工谋生。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并未解决的尖锐矛盾。阜阳地委和行署并没有从王营村农民多次大规模的上访事件中汲取教训,县委书记张西德甚至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到了一九九五年,临泉县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地区下达的各种税费明显增多,仅“双基教育费”一项,农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层层加码,到了白庙镇就变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双基教育费”,上行下效,各种各样的乱摊派跟着就五花八门地冒出来。白庙镇有的行政村,农民负担便占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二六,已超出国家“大限”的三倍还要多!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计萧条的王营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飞来横祸。九月一日,县里派往王营村“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检查活动”,其工作队队员竟多达三百人!其中,不少队员素质极差,行为恶劣,侵权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对本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也巧立名目,乱征乱罚,稍有不从,便赶猪、牵羊、挖粮、拉家具,甚而强行砸门扒房,打人抓人。这且不算,工作队居然敢将罚到的钱款私自分掉,每天还要村民们负担他们三百多人的工资以及往返车费。

王营村的村民们肺都气炸了,终于再一次聚集起来,爆发了第五次上访的高潮。这一次,上访的村民们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他们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营人将无法生存下去。

没有退路。

他们也没给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领这支视死如归的上访队伍的,还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一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国的国都北京,令世人震惊地先后出现了两起与安徽省临泉县有关的事情,因此,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注定要为自己埋下的隐患付出代价。

十月四日,共和国四十六周年诞辰刚过去两天,临泉县城关镇李湾村农民李新文上访来到北京,反映县公安局为兴建水上派出所办公大楼,在没有解决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就和城建局监督大队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无着、居住无所,来京后钱又被骗,绝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门撞车未遂,于五日凌晨在永定门接济站跳楼自杀!

这是中办国办信访局设立接济站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这事,本不该发生的,或是说,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发生,因此,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接着,十月二十七日,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七十四位农民就在王洪超的带领下赶到北京。几乎是脚跟脚地,十月二十九日,临泉县田桥乡赵庄、黄庄、张楼四十六位上访农民也抵达北京。

田桥乡和白庙镇一样不堪重负,而且,田桥乡平调、挪用各村的集体资金比白庙镇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一九九四年就平调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万元,造成村级经费开支困难,各村疯狂地搭车加码;特别是一九九五年秋季开展的计划生育突击大检查活动,在田桥乡也前后搞了五十天,乱征乱罚款就高达二百五十多万元,闹得民不聊生。

一个县的两个乡镇大批农民集体上访,特别是白庙镇王营村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进京上访,农民负担的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访局的重视;再说,他们已经察觉到,王营的农民这次是铁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便暗中作了防范。然而,防不胜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织,王营村赴京上访的农民群众还是躲过了接济站工作人员的目光,陆陆续续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

他们决心以生命的代价,吁请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地方,这样做,会给国家,特别是北京,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会给党和人民政府脸上抹黑。但是,他们显然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想不出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撼动那些对人民的疾苦已经麻木的灵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们没反,他们依然只是来向组织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还是党的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党的拥戴没有变,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没有变。冒死进京,找党,找政府,只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能早一天在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落实;县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关部门终于采取行动了。他们当即通知安徽省及有关地县负责人连夜进京,当天下午就把国家农业部、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以及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一起,研究上访农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

王洪超和另外两个农民代表,应邀到会,并陈述了进京上访的原因。

农业部的同志态度十分明确:加重农民负担,这是严重违背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规定的,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更是不能允许的;该退的款至今没有到位,应尽快解决!

中纪委、高检、高院的同志,也旗帜鲜明:农民反映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久拖不决,而且还不断地激化这种矛盾,这显然是错误的,必须下决心解决,不应该再拖了。涉及到党纪的,要坚决给予党纪处分;触犯了国法的,必须以法论处。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王洪超在会上就“四二”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咨询了公安部的同志。他问:公安人员夜间巡逻的范围有没有什么规定?公安人员执法时应不应该公开身份?几个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进村,既不说明身份,一盘查就跑,还掏枪威胁群众,群众把他们当成一伙冒充公安的刁徒给打了,车也砸了,这叫不叫“妨碍公务”?

公安部到会的同志回答得十分干脆:“巡逻主要是在闹市区,或是发生过诸如拦路抢劫等情况的事故多发地,农村不是巡逻范围。公安人员执法时不出示证件是违法的,老百姓不知道你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应该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动地听着,真想当场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对与会者精彩发言的由衷敬佩。尽管他极力地克制着,却依然忍不住眼窝子一热,流下泪来。

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组织起一个调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阳地委行署两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十二位同志,深入到白庙镇和王营村实地调查研究,召开了各类座谈会,认真回访上访群众,并及时地把调查到的情况向群众作了公布,前后历时二十天,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调查报告。

报告首先确认,临泉县的农民负担问题确实是严重的,“四二”事件发生前的一九九三年,白庙镇仅增项加码的农民负担就是十三万一千六百五十九元,此外,还平调村提留十三万五千一百七十六元,挪用集体资金三十四万一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开支”竟占到百分之六十八点七七,并指出:“退款不到位,影响很坏。”关于“四二”事件,调查组说了真话:“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及白庙镇党委政府都是有责任的”,“向农民提取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难度,就动用公安干警出面协助,特别是对待农民上访解决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动用干警参与”,“在执行任务中,少数干警和武警行动过激,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部分群众目前仍有怨气,长欺(期)不能息诉罢访,给做好该村的稳定工作带来了难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营村难忘的一天,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多月的王向东,被无罪释放,村里的老少爷们像过大年一样地喜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扛着大红匾,上书“为民请命”,庆贺为大伙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胜利归来;东躲西藏,被县检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钦,也被大伙前呼后拥地接回村。紧接着,王营也从邵营行政村中划出,单独设村,王向东就在村民们的民主选举中,当上了王营行政村村委会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开除的党籍也得到了恢复,并在随后不久,出任了王营行政村党的支部书记。

一九九六年年初,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被调离。一听说张书记要“走人”,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全县。这天,白庙镇的王营、邵集、贺庄,田桥乡的赵庄、任庄、三河庄、半拉庙、于营的农民,开出了几十辆机动车,赶到县委大院,把张的家团团围住。

人们直呼其名地怒吼着:“张西德,你出来!”

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县委、县政府的许多干部也在围观,却无人再替张书记“保驾”。

张西德十分尴尬地走出来,正想表达他愧对临泉县父老,他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就被积怨已久的农民的队伍裹挟进熙熙攘攘的人流。开始,农民还只是大声责问,甚或夹带几声咒骂;渐渐地,人们开始涌动起来,涌动的人潮顿时成了愤怒的海洋。张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来推去,时不时还被人暗中动了手脚。

曾经不可一世,自以为能够呼风唤雨的县委书记,感到了无助、无奈与心悸。

县公安局闻讯派出警车呼啸而至,虽受到围攻却十分清醒的张西德,见公安人员奔过来,忙大声哀求道:“你们千万不能抓群众,不能伤群众啊!”

这或许是他担任县委书记这么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时才悟出的一条为官之道。 

摘自中共后来列为禁书的中国作家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



十五:如果我意外突然死亡,也可能是中共安全机关对我的毒杀

在中共江泽民集团二十多年来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迫害、脑控迫害、包括控制我的电话、网络通讯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再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下,因为在1997年7月我被中共非法投入设在安徽省宣州市周王乡的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小号大队、运输中队(后和机电中队合并称为机运中队)劳教关押迫害三年两个多月期间,大概在2000年春节前后几个月期间的一天,宝丰劳教所的警察说我嘴乱说,就在机运中队的保温茶桶里下了药,告诉所有的劳教不要喝保温茶桶里的茶水,我不知道喝了保温茶桶里的茶水,当时我的嗓子就突然干燥的难受,不能说话了。我知道劳教所给我下了药,我就跑到2楼宿舍我的床铺,当时安徽颖上县的一个叫杨雁斌的劳教就跑到楼上给我拿了一个苹果吃,吃了苹果后我就能说话了(杨雁斌是在上海被劳教的,当时上海劳教机关把关不下的劳教卖给了安徽省宝丰劳教所一人一年一千元,当时他在宝丰劳教所小号大队医疗室帮劳教打针)。



在中共有关部门对我的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有关部门甚至公开脑控流氓地痞、群众教授他们用特工手段制造车祸谋杀我和一次次公开煽动、唆使流氓地痞、群众用机动车撞死我和长期对我的公开诽谤。甚至有关部门连我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在小饭店吃饭时,我如果经常在哪个小饭馆吃饭,有关部门都会在对我的脑控迫害并每天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让小饭馆的人在我的饭菜里下药.2011年左右,一连几天中午我在常州大学城的一个小吃店里吃“香肠炒河粉”,有一天我在小吃店里吃“香肠炒河粉”时当时我的嘴唇内部就溃烂了,我知道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动用国家机器对我进行脑控迫害并脑控群众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下,国保特务安排小吃店的老板在给我做的“香肠炒河粉”小吃里下了毒,我就没有报警。我在上海是如此、我在无锡是如此、我在常州也是这样.....



十六:我的以上声明也都适用于我的妻子儿子,包括如果我吕千荣或我的妻子、儿子非正常死亡,都是中共安全机关迫害死的谋杀死的


我十九岁的儿子因为职业需要不在和我们夫妇住,一个人租住在常州一个小高层公寓楼单间里,我在2017年2月14日上午去看了他后,在中共江泽民集团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在我在国内所到之地所住之地(包括在我暂住无锡州近十年期间)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包括控制我的电话、网络通讯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再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并每天控制了群众的大脑让群众随时说出:"这个政治犯说什麽了、想什么了、做什么了、要做什么、怎么迫害他的、要怎么迫害他、上面怎麽害他没有把他害死、上面要怎麽害死他、、、、"并控制流氓地痞、公务员、群众的大脑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连我心里想的要做的事不超过五分钟就都脑控群众让群众都公开说出来用于对我的公开监控迫害上,来得及通知的,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警察都会以政府的名义通知到当事人让参与对我的监控迫害下,我从2017年2月14日上午去看了他后至2017年2月15日晚,在我暂住的常州市武进区,我所在所到之地都会听到有关部门脑控群众公开监控迫害我时脑控群众都说出:"这个政治犯的儿子一个人租住在常州一个小高层公寓楼里,上面可能要安排特工把这个政治犯的儿子害死从楼上窗户里扔下去谋杀他,就说是他自杀的.把他儿子害死了也没有事...."

2017年2月14日下午,我在常州武进区湖塘镇吾悦广场听到两个巡警看到我后也是这麽说....

从2004年开始,中共江泽民集团在长期动用国家机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政治犯的名义,在我在国内所到之地所住之地(包括在我暂住无锡常州十年期间)长期对我进行邪恶恐怖脑控迫害、包括控制我的电话、网络通讯和利用我右手严重肢残的特征等再脑控群众每天对我进行公开监控迫害谋杀下,也对我妻子儿子有病就医进行医疗迫害....


我在这里公开向国际社会声明:"我的以上声明也适用于我的妻子儿子,包括如果我吕千荣或我的妻子、儿子非正常死亡,都是中共安全机关谋杀害死的,并声明我们一家三口都不会自杀的,我们都是基督教徒....."


以上是我向国际社会发表的公开求助声明!特立此据为证,以免中共把我和家人迫害死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